第二，面对这种多元、平等的社会，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的公共性寻找不同的渠道。桑塔格自称从来不在乎、也不看别人对自己的评论，但实际上她看得颇为认真。甚至有人说她在自我推销上精明过人，并且一直非常成功。她喜欢站在启蒙的殿堂向世界发布自己的宣言。为了做到这一点，她有时要向公众释放试探气球，见势头不妙就会改变立场，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她曾赞扬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35年为纳粹制作的宣传片《意志的凯旋》。后来又修改了立场，开始攻击Leni Riefenstahl。她还宣称“白种人是人类的癌
症”，后来又收回成言，因为那等于污辱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癌症患者。即使是在“9·11”后勇敢的言辞，也有明显的失误。她质问为什么公众不注意美国依然对伊拉克进行轰炸，等于像布什一样，把“9·11”和伊拉克联系在一起，虽然目的是截然相反的。 这一“社会良心”的自我意识，使她坚持站在社会之上，迷恋自己的公共知识权威。但是，长久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等于让自己脱离了社会，不知道社会中真正发生了什么。同时，抢占能够俯视世界的道德高地，容易让人忽视社区的政治生活，忽视和基层社会的联系。而这也正是保守主义近年来的成功之处。美国的公众，大多数还是听信社区教堂中的牧师，而不是桑塔格这样超越基层社会的启蒙牧师。因此，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虚渺。《党派评论》即使仍然在世，其5000个精英读者也不足以转化世界。
在一个知识权威的分布越来越均质化的高科技、高教育的平等社会，先知式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恐龙。人们要解决的是具体社区内的技术性问题，并对周围的人的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把自己摆得太高、太超出常人，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圈子知识分子”，只在自己的同仁中有些号召力。在这个意义上，桑塔格之死，并不应该仅仅触发我们的怀旧情绪，而更应该刺激我们思索：在这样一个非先知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具体地介入社会生活，重新建立自己的英雄主义精神传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