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Jon McClellan则对这套理论极为忧虑。他认为，这样的学说，等于把美国人从基因上描绘得比别人优越。这将导致一种种族优越论。看看人类20世纪的历史，这样的理论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加特纳则坚持，他的理论基本还在猜想阶段。他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有最高的癫狂性抑郁症的发病率。不过，关于这些患者的亲戚“轻症躁狂”的发病率，他还没
有掌握数据。他诊断了10个自愿在网上回应他的调查的企业总裁患有“轻症躁狂”，但这些病例还不足以支持他的最后结论。他称自己至少指出了一个事实：美国是个最大的移民国家，有最高的“轻症躁狂”发病率，同时又是新公司诞生最多的国家。这些当然都可能是偶然的。但这些事实，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其实，加特纳的理论并非横空出世。美国最早是个清教国家。清教徒对自己要求严格，进取精神强，发疯一样地要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弗洛伊德当年就发现，在自己的患者中，清教徒比例甚高这大概是因为其文化行为和价值观念使其容易形成心理的紧张和癫狂。韦伯写《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预示了加特纳的理论。加特纳只不过把过去的思想传统化成了临床诊断。
以笔者的观察，加特纳的理论在美国有现实的根基，但他未免把美国社会的一个侧面无限夸大，用来界定整个美国社会。比如斯坦利（Thomas J。Stanley）出版《百万富翁的意识》〖WTBX〗（The Millionaire Mind）〖WTBZ〗，虽然是本平浅的畅销书，但作者认真调查了许多富人的生活形态。结果发现，这些富人，生活克勤克俭，为了省钱用旧家具、开平民车、甚至换电话公司，同时又是忠实的配偶和负责的家长，婚姻稳定，绝无“轻症躁狂”那种穷奢极欲的劲头。再看美国的“建国之父”，汉密尔顿不过是个异数。富兰克林靠克己和勤奋，成为一代天骄。开国三位总统，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都是相当稳健的政治家。华盛顿对傲慢无礼的汉密尔顿能够容忍退让，爱惜其才，使其为美国的建国发挥了关键作用。要是华盛顿也是个“轻症躁狂”患者，怎么会这样对后辈“低三下四”？亚当斯关键时刻排除好战的汉密尔顿的干扰，冷静地避免了和法国的战争，谨慎压倒了冒险，使新生的国家得以生存。这些人对美国的贡献，恐怕更大。
美国如果有什么特异之处的话，那还在于其制度和文化对这种“轻症躁狂”患者有所宽容，
使之尽其才；同时又对之有所控制，使希特勒式的狂人无法得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