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中产阶级的家长，从孩子三四岁时开始，就担心其未来的竞争力。于是钢琴班、芭蕾班、外语班，一个接着一个的上。选择居住地点，也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哪里的公立学校优异就去哪里，不管房价贵到什么程度。孩子上了中学，又是各种暑期班、补习班，晚上回家家长亲自督促功课。甚至一个家长辞职，专门辅导孩子的学业，从十二三岁就为上大学作准备。许多劳工阶层则宁愿自己去打猎、钓鱼，放下孩子不管。我家邻居有个专门给人看孩子的，几乎没有文化，对孩子动辄训斥，有时弄得孩子直哭。其实当地有各种幼儿园和“
学后课程”，很有教育性。但不少劳工阶层的家长，图省钱把孩子托到她这里，下了班来接。这样的早期教育，使孩子两三岁就陷于劣势。其实，劳工阶层的家庭本来并不一定穷。如前所述，在工厂可以比在大学挣得高得多。既然如此，管孩子有什么用呢？如今工厂关了门，孩子一看势头不好，赶紧上大学。家长则说：“你去试试吧，不行再回来。”这样的孩子坐在课堂里也心不在焉，不停地在那里算钱：“我这个小时不得不听课，耽误了打工，损失7美元！我要这样荒唐多久？”他们每上一周的课，就觉得丢了一周的钱。这样还能学好吗？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许多中高产阶级反对“经济平权”的大学录取政策。比如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顶尖的州立大学。如今该校学生考分越来越高，中高产阶级的子弟越来越多。该校校长卡斯特三世（John T。 Casteen III）自己就是个造船厂工人的孩子。他坚信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面临着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需要社会的扶助。于是，他力图推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录取政策，要学校到本州的一些贫困地区重点招生。但是，该州北部富裕的郊区的选民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歧视，正试图通过立法阻止这样的政策的实施。
这就引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个人的品质而非家庭背景应该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但是，如今家庭成了培养个人品质的重要因素。真要衡量个人品质，这种品质和家庭背景的相关性已经无法割断。难道父母作出种种牺牲为孩子创造的良好的成长条件，不应该得到奖赏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夫妻有孩子时都还是穷学生，孩子从来都穿旧衣服，5岁了家里也没有车，常常带孩子在雪地里走半个小时去买东西；我有工作后，3000多美元买了辆旧车，在好的学区租最便宜的房子。但是，我们花了3000多美元给孩子买了架新钢琴，找了当地最好的老师，送她上一小时100美元的钢琴课。邻居一个劳工阶层者，她刚刚买了2万美元左右的新车，而且从21岁第一次买车起，从来都买新车，动不动就去加勒比海度假，去打高尔夫球。15年后，两家的境遇很可能不一样，孩子的教育素质肯定会有天
壤之别。社会是否应该把我们付出的牺牲视而不见，而要照顾她的孩子呢？
所谓弱势阶层，是由经济环境和文化行为两方面造成的。“经济平权”的目标，是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平等。但文化行为的改造，则要靠劳工阶层自己。过去欧洲的贵族，靠的是家徽、爵位、世袭的特权和遗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如今美国的精英，则靠考分、大学的学位、领导世界开拓经济和科技前沿的个人素质来出人头地。美国的中高产阶级，正在创造一种培养这种素质的文化。他们的孩子，在教育竞争中，不仅有金钱上的优势，更大的优势恐怕是他们的父母本身就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相比之下，劳工阶层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家里找不到学习的榜样，不明白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如果劳工阶层的文化行为不能够及时改造，“经济平权”也不足以弥补他们日益增大的劣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