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总有无辜的人，否则，我们还要人道主义干什么?

　　——沃尔·索因卡（ 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从未看到过好的前线照片，所有好的战争照片，都是在离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在那里才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

　　--史蒂尔·帕金森（马格南摄影师）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11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塔里克·苏希穿着校服--浅蓝色长袖衬衣和深蓝色长裤，背上书包朝位于加沙市中心的学校走去。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50岁的巴勒斯坦工人穆罕默德·阿里·苏莱曼·瓦迪刚刚领了上个月在以色列打工的工资，共计1000多谢克尔（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左右），步行回家。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我刚刚倒上一杯咖啡，轰鸣声自头顶来。调小电视机音量，侧耳再听，果然是F－16战斗机。明天才是星期天，以色列空军飞行训练的日子。

　　喝下一口咖啡，阿马德打来电话：“团结大街，一辆汽车被炸。”

　　9时刚过的几秒钟内，一枚导弹落在加沙街头。

　　确认消息并发出快讯之后，我开车去现场。汽车收音机里说，有个“小孩”在轰炸中受伤，我立即决定调转车头，先去医院。

　　熄灭吉普车时，收音机里说“小孩伤势严重，正在抢救中……” 闯红灯，闯急救室。一个有些面熟的巴勒斯坦记者居然拦着我问没有闪光灯，相机该调什么模式，急死人。

　　15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坐在病床边，肚子和胸口插着管子。他两眼朝天，医生在做记录。是那“小孩”吗？“不，”医生一指，“那里，那里还有一个，但是不让进去……”

　　拔腿闯进急救室。

　　右边床上，一个男子脱得只剩蓝色内裤，不住呻吟，大腿间血迹斑斑。

　　左边是那“小孩”。闭着眼，很安静。大夫用白纱布条捆扎小孩的手腕。我狂按快门。突然，医生愤怒地过来推搡我和一个巴勒斯坦记者。另一个医生拿过一个红玫瑰图案、塑料封皮的本子放在小孩胸口。后面两个医生扯开白床单，盖上。

　　死了！死了！相机取景器背后的我方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小孩刚刚死了！

　　医生把怒气发泄在我和那个记者身上，用力将我们推出门去。在门边，我一回头，看见手术台下一大团殷红的纱布。

　　经过阿卜杜拉身边时，我又给他拍了几张。突然觉得自己很残忍，好像在撕扯人家的伤口，赶紧走掉。

　　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把我拉过去，递上一张纸，说死去的那个小孩叫塔里克·苏希，14岁（后来证实是11岁）。今天以色列空袭的目标是一名杰哈德官员。

　　回办公室传送照片。“半岛”电视台正回顾在加沙遇难的几个外国人：被以色列推土机碾过去的和平示威者理查尔、英国记者汤姆……片头一行字：“When killing is easy（当杀戮变得容易）……”

　　几个小时后，“小孩”苏希的葬礼就要举行。我直接钻到他家。一个正在布置灵堂的孩子说自己是苏希的亲戚，引我去找女眷。死者男性家属在外面张罗，女眷们在里屋坐成一圈。一个女人扬了扬手绢，指向角落里一个看起来刚刚30的妇女说，那是苏希的妈妈。妈妈一身黑衣，脸色惨白。我问可不可以看看苏希生前的房间，她们说家里就一间屋子。门框上钉着一只小布熊，那是苏希的玩具。问带我进来的孩子作何感受，他说：“不知道”。

　　标志葬礼开始的枪声响起。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摇摇摆摆进入女眷们的房间，听见枪声，吓得一抖。从阳台栏杆望出去，盛着苏希的担架正往楼里进。

　　门口一阵喧哗，女人们开始放声哭。妈妈昏厥过去，有人在旁边扇扇子，一个男眷愤怒地把贴过去照相的记者们哄出去。

　　苏希的尸体和妈妈只呆了几分钟。

　　所有的记者都离开了。爆炸现场、医院、葬礼的照片，全有了，还等什么呢，收工。北京编辑部也来过几次电话，催我回办公室发杰哈德官员遇袭的消息。可是，我心里偏偏放不下这个死在眼前的孩子，跟去了为他做最后祷告的清真寺。

　　清真寺门口，送葬车队里飘着法塔赫的黄旗和杰哈德的黑旗。年轻人举着枪，并不介意拍照。孩子们一见相机，还是笑。

　　从车里取出头巾戴上，男人们还是不让我进入清真寺男祷告区。很久，有人出来传话，谢赫（清真寺里宣讲《古兰经》的人，可以被视为一寺之长）同意中国女记者进去拍照。刚一迈步，几个男人叫嚷起来：“成何体统！”

　　这时杰哈德汽车上绑的大喇叭响：“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是今天以色列轰炸的目标人物，杰哈德创始人沙米的侄子兼保镖。也许就是急救室里躺在右边床上的那名男子。

　　孩子们擎着黑旗围过来。其中一个是苏希的同学。问感受，他避开我的眼睛说：“死了好啊。”他说苏希很活跃，爱踢足球，是个好学生，今天他从家去学校，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

　　一行字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人生就象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不知什么时候，尽头的亮光倾泄下来。

　　终于，谢赫亲自接我进寺。我楞楞地拽着黑袍往前冲，一低头，苏希的尸体就在墙边。地上坐了一排男孩。看到照相机，有几个还是笑着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