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着方头方脑的“陆虎”吉普车，以色列边境警察西蒙带着我和另一个朋友，沿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坦克前进的线路反向冲上戈兰高地。西蒙说，他开的是警车，可以带我们到别人去不到的地方。

　　满眼是半人高的金黄野草，绿树点缀其间。“67年叙利亚人的坦克就在这里，”西蒙不时点指路边。果然，坦克留下的深坑，至今清清楚楚。

　　一座废弃的碉堡里，西蒙领我看墙壁上班驳的阿拉伯字，是士兵用小刀刻上去的。辨认了半天，有一个依稀是“继续”。而碉堡外墙，已经用希伯莱文刷上军队编号，大卫星旗飘扬。再往前是战壕，还有士兵用过的铁丝床，锈迹斑斑。从碉堡的任何一个炮眼往下看，以色列的千顷良田尽收眼底。

　　一个山头，西蒙让我们下车观望，却不许拍照。山坡下，一面以色列国旗招展，军车排列整齐，分明是个兵营。“他们已经看清我的汽车牌照，”西蒙得意地说，“这些看似没有人的山头，到处都有‘眼睛’。”西蒙的儿子正是戈兰高地驻军士兵，一次，西蒙在山脚下自家院子里“方便”，儿子立即打来电话：“爸爸，为什么不回屋里方便？”原来，正在山头站岗的儿子看得清清楚楚。

　　路越来越窄，颠簸得越来越厉害，而西蒙的车却越开越疯。他和我的以色列朋友开始用希伯莱语高歌，兴起时翻译成英语告诉我：“巴勒斯坦滚蛋！叙利亚滚蛋！黎巴嫩滚蛋！”拳头伸出“陆虎”敞开的车窗。

　　一根石柱前，西蒙停下来说，这是1923年英法委任统治时期划定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边界。“你把手放到柱子上，右手是巴勒斯坦，左手是叙利亚……现在，全叫‘以色列’了……”原来这是一根界桩。当时的“巴勒斯坦”，并不是今天意义上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而是包括今天巴勒斯坦城市及以色列国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图

　　1923年边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法为瓜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阿拉伯土地而划定。它是英法以及当时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经过激烈讨价还价确定。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整个戈兰高地。虽然1974年，根据叙以达成的协议，叙利亚收复了高地的三分之一，但今天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实际控制区仍远远超过这根界桩。目前，叙以和谈的一大难点，就是以色列表示可以撤退到1923年国际边界，即这跟界桩以内，而叙利亚则坚持以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停火线为界。这两条边界的差别，是一块长约10公里、宽不过数十米的区域，直接控制着戈兰高地的水源。

　　人类为生造出来的“边界”争战不休，而“边界”却以它的不断漂移嘲笑人类的鲜血。

　　西蒙说自己讨厌阿拉伯人、讨厌穆斯林、讨厌巴勒斯坦，“无论国还是人”。但是，他讲一口流利的巴勒斯坦腔调阿拉伯语，还到处向熟人展示我会说阿拉伯语。回来的路上，一个卖仙人掌果的德鲁兹人成为这种“展示”的又一观众。德鲁兹人讲阿拉伯语，在我看来，他们的长相也完全是阿拉伯人。吃了两个果子后，我顺嘴用标准的穆斯林道谢方式说“谢谢哈吉”，西蒙拍拍我说：“注意，人家不是穆斯林。”

　　位于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交界处的戈兰高地，人口构成比较复杂，有穆斯林、犹太人、德鲁兹人、东正教、天主教马龙派和新教教徒等等。

　　回到西蒙家，一个满身臭汗、一脸通红，歪带工作帽、留两撇小胡子的人走进来。西蒙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倒水，用阿拉伯语聊天。“你要用电话吗？没关系，打吧，”西蒙说。那人接过电话，叽里呱啦一通阿拉伯语，大意是他弟弟快结婚了，叮嘱几句。刚要放下听筒，西蒙说：“讲吧，讲吧，没关系。”

　　西蒙轻声告诉我，这是南黎巴嫩人，基督徒，与西蒙的一个亲戚共事多年，电话打到黎巴嫩的。“南黎巴嫩人？”我问，“难道是2000年以色列从南黎巴嫩撤军后，出逃到以色列的原南黎巴嫩军队士兵？”西蒙点头。这支部队在阿拉伯世界被认为是“叛徒”，虽然在以色列得到保护，但终究没有归属感。

　　那人快讲完时，西蒙站在旁边对他挤眉弄眼：“说我向你弟弟问好，说我是阿拉伯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