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的路上，一个梳着辫子、穿黑色棉袄、带圆蛋糕一样黑帽的正统犹太教徒走上来搭话。记得犹太教经典中说，贤士有10种美德，其中之一是“不同女人讲话”。他说了几句希伯莱语，目光温柔，声音悦耳。我说：“听不懂。”“法语呢？”“英语，”我回答。他不会讲英语，指了指手腕。我给他看手表，他道谢离开。

　　七

　　在以色列朋友的坚持下，同意坐公共汽车。还是象前两次那样紧张，给周围每一个人“相面”，看有没有潜在的人体炸弹。可是所有人平静如常。只有一个干瘦的阿拉伯人神情古怪，可是我打量了半天，确认他的随身小包同体形一样干瘪。

　　朋友在车上碰到熟人，我请他用希伯莱语代问那个熟人“是否害怕乘车？”朋友很不屑地哼哼几声，意思是，不要问人家这种问题。不过他很郑重地问：“你害怕吗？以色列人每天每时都要面对这种情形！”

　　车上有拎了七、八个袋子、刚从菜市场出来的主妇，有背枪的士兵，有推着婴儿车的，还有下车时吵吵嚷嚷的摩洛哥移民，高声喊着“等一等、等一等”。肤色较深的，估计是埃塞俄比亚移民，一头小辫子的埃塞姑娘下车后，还对车里一个埃塞男子骂骂咧咧，男子一个劲傻笑。

　　下车的人多了，车厢里宽松起来，我的心才渐渐平静。

　　八

　　空气有点潮湿阴冷，一直走到前方地势下降，露出地平线上的白房子和天空里的一缕金光。

　　两条腿走，才发现耶路撒冷真的不大。两条腿走，才把脑海里的各个位置联系起来。

　　街边总是有猫，蠢蠢欲动的样子。这座山城里，总有向上升去的狭窄石阶托起沿街住宅，红花绿叶再将它们层层包围。所以，走进耶路撒冷人家里会突然感到宁静。

　　九

　　大屠杀纪念馆。

　　灭绝营、生命之火、姓名馆、图片资料馆非常震撼。有一个地方卖别针，问上面的希伯莱文字是什么意思。柜台后面的人冷冷看我一眼，牙缝里挤出四个字：“不要忘记”。

　　展馆里有张图片：一名犹太女孩在地球仪前寻觅：“哪里才是我的国家？”竟然同我在加沙看到的、巴勒斯坦电信局广告如出一辙：一名巴勒斯坦女孩在地球仪前自问：“哪里才是我的国家？”

　　在纪念馆花园一万九千多棵“义人树”中寻找，答案却是那里并没有为“中国辛德勒”何凤山植的树。“因为已经没有更多的地方栽树，所以他的名字只是刻在石碑上，”管理员老太太说。

　　“义人”指曾经救助过犹太人的外国人，何凤山是二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驻奥地利总领事，向奥地利犹太人发放签证，帮助他们逃脱德国纳粹屠杀。

　　十

　　夜11时。夜晚的耶路撒冷居然是这样，那么多年轻人戳在大街上，抽烟的女孩，与她们调笑的男孩。不见了黑衣黑帽的正统教徒，一切多么世俗。酒吧街街口只有一个保安，穿过长长的台阶进去，喧哗、红灯、温度、音乐、烟雾，还有各色面孔……统统扑过来。附近几个路口都有保安。

　　走进一扇门，蜡烛搭成光的楼梯。天籁般的女声传来：“Everyday could be valentine's day（每一天，都可以是情人节）…… ”她的声音起伏婉转，我想到《琵琶行》。

　　女歌手打扮平常，甚至没有化妆，身材微胖，唯一可圈可点，是长及肩头的耳环。但是，我被她的声音吸引，然后开始注意到她的美。伴奏的只有一把吉它，老头弹到高兴之处，发出不知何意的哼哼。经朋友介绍，第一张桌子坐的全部是以色列艺人。他们看表演，我看他们。

　　冬天，耶路撒冷几乎每个酒吧都有用葡萄干、水果还有丁香烧制的热红酒。

　　十一

　　走到耶路撒冷市中心热闹的阿米克·拉法耶姆大街。一个年轻女警拦住去路，精确地说“４分钟后”可以通行。前面有警车穿梭。她说自己的英语不够好，无法向我解释。我还在那里不肯走，磨蹭到另一个男警察那里。男警察请来翻译告诉我，情报说有人要过来实施自杀爆炸。

　　地点还是去年9月遭到自杀爆炸袭击的希莱勒咖啡馆。等我绕个大圈再回来时，路已畅通，警力依然密集。

　　十二

　　去以色列内政部办签证延期，等待叫号，无聊之下逛街。一个老太太的小店卖帽子、围巾和手工钱包。她向我推荐钱包，说图案“非常以色列”。我好奇地问：“这图案不是和我见过的巴勒斯坦传统图案差不多吗？”她面有愠色：“巴勒斯坦人有些漂亮花纹，除此之外，他们没什么好的了。”

　　十三

　　一个人看夜场电影《Angry Harvest》（《愤怒的丰收》），又是二战期间犹太人躲避纳粹屠杀的故事。

　起初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耶路撒冷看电影，直到影片中德国天主教徒劝一个犹太女人走出“信仰迷误”，四周传来轻轻的嘘声和冷笑。

　　十四

　　在乔治王大街26号的旧书馆The Book Gallery，淘得1948－1978年以色列地图一张，当时以色列的疆域还包括今天埃及的西奈半岛。在一个叫“Balance（平衡）”的音像店里，店主拿给我一张以色列阿拉伯人录制的新专辑，听得我手舞足蹈。不过店主说：“卖得一般。”这些持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歌手，个别阿拉伯单词，已经按照英语发音拼写了，歌词充满对“神”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