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内特马上拨通伊迪特的电话。通话结束后，他告诉我，伊迪特先报了他的名字，刚要说我的，一个“头头”说，行了，今天给个特别许可，让他过去，下不为例。因此，贝内特得到许可，而我成了那个“下不为例”。伊迪特在电话那头一再向我道歉，说她已经尽力，但“头头”不愿再次破例。

　　铁栅栏门“吱吱呀呀”开了，不是为我，仅仅为贝内特。以色列士兵放进一只狼狗，东突西奔，对贝内特的包左嗅右嗅，这意味着放行之前的检查开始了。而现在，我成了“狗不理”。

　　贝内特还算义气，问以色列士兵，可否把我当作他的助手带过去？大卫轻轻笑了笑摇头。这时，贝内特接到一个电话，显然是检查站另一头，等候他共度周末的家人。“有特别许可了，给我的，没有她……”

　　铁门“吱吱呀呀”地闭上，为我。看着贝内特远去的背影，绝望猛然扑上心头，眼泪热热地淌下来。立即转身，免得被以色列士兵看见。我的以色列朋友丹尼特说，这就是许多以色列年轻人不愿服兵役的原因，要么你对别人残忍，要么将你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铁栅栏外边就是以色列。阳光灿烂，连空气都是可爱的。而在两道铁门之间，以色列狙击手枪口之下，我扎实体会到监狱的滋味。

　　因为不得不在今天离开，我继续疯狂地打电话，给所有可能帮忙的人。丹尼特也加入了“电话骚扰”的行列，每隔10分钟就催促伊迪特一次，用以色列人的方式。伊迪特说，我不想给你幻想，我要是你，现在就转身回加沙了。“可是到明天、到下星期，我也找不来5个记者啊！”她沉默了几秒钟说：“对不起，他们真的说贝内特是最后一个特例，我帮不了忙！”最滑稽的，是大卫告诉我，我站的位置是“最安全的地方”。

　　曾经一个电话把我从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国防部小黑屋解救出来的伊扎克，居然度蜜月去了，接电话的是答录机。

　　7小时过去了。以色列士兵换了岗。新来的要求我退回到最远的那道铁门，除非我“找满5个记者”。我说，如果我让你现在找5个中国人，你找得来吗？士兵说：“我会帮你的。”很中听的一句话，但是我渐渐发现，那不过是长官教他们的搪塞办法。没有人帮我通报，问他们任何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正在帮助你”。新兵开始吃饭了，在水泥掩体后面。几个女兵叼着烟过来聊天，嘻嘻哈哈。

　　突然，男兵接了个电话，然后索要我的护照和记者证。好兆头！我陡然精神，看他把我的名字和证件号通过电话传出去。

　　接着，又没有人理我了。已经站不动，一屁股坐在恶臭扑鼻的地上。高个子男兵看见了，指了指铁栅栏外面的木板凳，“要不要坐？”“可以坐到铁门外面？”“不，我把凳子递进来。”“谢谢，算了。”

　　我知道这里唯一的厕所在窗明几净的检查大厅里，如果可以到达检查大厅，就有理由开始正儿八经的安检程序，不再回这里等候。过去曾两次使用“上厕所”伎俩，两次得手。我勾勾手指，问可不可以跟女兵说句话。女兵犹豫着，不敢过来。男兵在掩体窗子里问，什么事，就这样说。我在这里已经7个小时了，想上厕所。男兵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我，请示长官了，你只能回到加沙巴勒斯坦士兵那一边去找厕所。“巴勒斯坦那边只有男兵！”“对不起，我们奉命行事。”

　　绝望时，失去理智般一心想冲进铁门背后的阳光。一队国际红十字会人员进入加沙，乘铁门打开之时，我越线走到士兵面前。男女士兵“刷刷”起身，挡在我面前。“嘿，我们会帮助你，但你无权到这边来！”“谢谢你的帮助，但我现在决定自己帮助自己，请叫你们的长官过来，不然我不退回去！”他们没敢拉我，只是指指枪膛里黄灿灿的子弹：“嘿，回去，回去!"

　　这边的空气里都是自由。“那里很危险，你们至少可以让我在这里等！”“你那里很安全，回去，回去！”“安全？安全你为什么需要水泥掩体、需要铁丝网和铁门？”一个头上耷拉着圆边太阳帽，胸口挂着电话听筒的“矮脚虎”走过来。“长官来了！”士兵低声说。我主动走上去，大声说：“对不起，我道歉，我知道这样做是非法的，但是请您问一问，我为什么会变得失去理智？过去7个小时里，我非常安静，非常有礼貌，但是，我认为以‘找满5个记者’为理由，让我等上7个小时，是一种侮辱！”

　　“矮脚虎”郑重地点点头，用希伯莱语训斥了士兵一番。然后让一个士兵告诉我，长官说了，他非常理解，马上就会帮助你，但希望你先退回去。“好，”我道谢后退到铁门后面，门又吱吱合上。“不是这里，再往后退！”士兵说。既然长官已经发话，我乖乖照做。没想到，等我退到第二道转门后面，“矮脚虎”亲自过来，狠狠锁上一道原本可以打开的木门，封死我再次达到士兵面前的可能。然后，再也不理我。原来他对士兵的训斥，是训他们没拦住我而已！

　　远远的，第一道门后面又来了一个身影。“来人了，帮他开门！”我对士兵们喊。“问他是谁，”我还成了传话筒。刚要喊，那身影先说话了：“是周吗？”原来是加沙水源勘测项目资金管理人、美国人汤姆。汤姆向以色列士兵高喊：“美国人，为美国政府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