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越围越紧，我想还是走为上，可已经插翅难飞。不知是谁，问我是否要站到旁边一辆车的车顶躲一躲，那里“阿拉比亚”电视台的记者正在做现场直播。似乎别无选择，我登上车顶，站在摄像师背后。人群却疯了一般，向空中挥舞手臂，胡乱喊叫，要把我们脚下的汽车掀翻。又有一个拎着铁棍的好心人过来驱赶他们。

　　电视记者也慌了神，做完节目后，不顾我“让我走中间”的请求，先跳车跑了。等我下车时，真正的骚乱开始。

　　一只胳膊已经递给“阿拉比亚”摄像师，我的脚却着不了地，无数只手野蛮而准确地袭来。我腾出手，推开一个男孩，又踢了一个戴眼睛的一脚，还是抽身乏术。最后，不知是哪两个好心人，用手臂围成一个圈子，把我“兜”出来，扑扑往前跑。那几百号人喊叫着追来，我一回头看，一把沙子扑进眼睛和嘴。那两个好心人加快脚步，把我塞进路边一辆出租车。人群还是没有罢休，拍窗子、摇车身，有的坐上车顶，有的堵住道路。

　　眼看无法突围，司机急了，狂按喇叭，猛踩油门，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绕路回到我停车的地方，东张西望，确认没有动静，我才快步走进吉普。“啪”一声锁掉车门，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时候，再有人来爬车也不怕，我已经学会“踩油门、猛刹车”、叫爬车者“扑落扑落”掉下来的本领。

　　后来还在电视里看见救我的那个好心人，没来得及问人家的名字。另一个搭车随我进城，执意买来果汁，替那些贾巴利亚人道歉。

　　事后向阿马德讲起，他根本不敢相信。他说，过去大家不是这样的。他说的“过去”，是2000年9月流血冲突爆发前。其实我曾经多次一个人进贾巴利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遭遇。也许爆炸现场的人群变得疯狂，更怪我没有穿上袍子。

　　几个月后，接摄影师高磊进加沙。路上，一辆哈马斯广播车开过身边，里面躺着个死人，显然将要举行葬礼。追随广播车而去，等我发现尽头是贾巴利亚，握方向盘的手开始颤抖。

　　这次我心里还算有底，因为黑袍就在后座。然而葬礼刚一开始，孩子们开始向站在一间平房顶上的我扔石子。我知道他们好奇，想看看这个外国女子的反应，所以全不理会，一心只想拍完照片走人。但也没办法躲，不足一平方米的小屋顶，站了4个记者和一部摄像机。石子越来越多，砸到相机，我火了，捡起来回敬几颗。更多石子不断敲打我的腿和后背，我想站到一名巴勒斯坦男记者前面暂避，因为孩子们不敢“欺负”他。慢慢蹭到他跟前，站定，稍稍喘息，那名记者却一把把我推开--原来正巧到了礼拜时间，他要跪下磕头！

　　拍完照片，跳下墙头。一着地，就有孩子跟我比划：“你，戴头巾！”

　　“是啊，我戴着头巾。”但随着我寻找拍摄角度闪展腾挪，头巾一点点往下滑，一截头发露出来。

　　不由分说，孩子们手里的石头热烈而至。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提着棍子过来驱赶小孩，试图带我们离开是非之地。贾巴利亚的巷子窄得仅容一人通过，错综复杂好似迷宫。巴勒斯坦人常常骄傲地说，以色列人不敢在这里打巷战。

　　天黑了，少有路灯。那少年似乎也有些不辨方向，丢石头的小孩子一直跟在后面，见我们“山重水复”，立即重新展开攻势。

　　“石头雨”来得更猛烈了，高磊用后背挡住一些。他礼貌地用英语跟小孩子讲道理，夺过他们手里的棍子却不还击。他认为打坏了巴勒斯坦小朋友有损中国人形象。

　　终于，一块大砖头从背后狠狠砍到我的脖子。

　　此后整整一星期，我转头困难，吃东西会从嘴巴里掉出来，一喝水就痛得龇牙咧嘴。

　　尽管如此，身为女记者，也有男性无法获得的便利。我曾经采访到巴以流血冲突爆发以来死亡的第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的母亲，当时她刚刚产下一名男婴。我走进她家门时，她正在喂奶--一般来说，巴勒斯坦妇女根本不见陌生男子。还有哈马斯精神领袖、创始人亚辛的妻子，如果不是女性身份，大概也不可能听她敞开心扉。参加新闻发布会时，官员们也许会给女记者一个微笑，或是一个提问机会。不过，男记者可就没那么“怜香惜玉”了，别看平时同加沙的巴勒斯坦记者、外国记者打成一片，真正到了拼抢画面的时候，相互用胳膊肘顶是常事。我曾见到美联社女摄影记者，被人从后面揪住一头金发往下按，因为她挡住了背后的摄像机镜头。在阿拉法特官邸的会议上，我也曾因为同样的原因，挨过美联社摄影记者独脚架的一记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