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后，Z君整理出一篇报道，发表在《海南新闻图片报》上。由于其他选题的拍摄工作日紧，Z君已无暇顾及这个垃圾场了。时隔两年，1998年，全国性的大水过后，Z君才又开始了对这个垃圾场的拍摄工作。

　　东亚酒店已经关了门，垃圾场中的二层小楼依旧，场院里的棚户增加了不少。Z君见到高老板，高老板先夸了Z君的那篇报道写得好，说报道中虽然没说他的什么好话，但写的是实情，他说：“现在说实话的人太少了。”Z君指着新增加的棚户，恭禧他又“添丁添口”了。他说：“今年水灾大，监利县又是个重灾区，水不退，庄稼没法种，乡亲们投靠到我这来，也不能不管啊。”说着就给Z君引见他的儿子。小伙子穿得很干净，脸庞长得膛膛正正，一看就知道是个读书人。高老板说，他儿子正在某大学就读，假期过来玩玩，顺便帮他点忙。让他也知道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Z君告诉高老板，他想详细了解一下垃圾场是如何运作的，他是如何管理这个“王国”的。对于这样一个大题目，高老板无从回答，只是让Z君自己去看，他说他已吩咐手下，不要干扰Z君的工作。

　　游金山一家，在过去的两年里，仍没有什么新起色。游金山的妻子讲：现在“收货”比两年前还要困难得多。按理，老游应该更加卖力气才对，可是他的钱老不对数。她还听别人风言风语地讲，他在外面有个“相好”，也是收货的。孩子们都大了，游威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万一学校真的办起来，上学的这笔费用可怎么办？游金山和他妻子讲的却不一样，他说，他那个“老乞婆”一天到晚都在打麻将，不干什么正经事，做饭、洗衣服是游飞燕的活。老二养了一窝猫，卖猫仔也能赚几个钱。老三边照看弟弟边读书认字，也算是件正事。唯独他那个老婆每天穿得“周武郑王”的，在隔壁家新来的那个“娘们”那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好像是个大户人家的太太。他说他自己每天顶着毒日头，满世界地走，“求爷爷告奶奶”，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这天，游金山弄了一个电动机的转子，转子里的硒钢片和漆包线价格不一样，游金山必须将它们剔开，否则高老板不收。他把自己的工具全都拿出来，叮叮当当地敲。他心里不痛快，脸上就带着气，女儿们都屏声敛气，只有小游威敢在他的面前肆无忌惮地走动。

　　活干完了，他拿出了一瓶酒，独自坐在门前的小桌边，自斟自饮。菜是他大女儿做的，女儿看到父亲要喝酒，就先给他烧个小菜，其他人的饭要等到父亲喝完酒以后才往上端。近来父亲心绪不好，老是吵她的母亲，做女儿的只有拼命地干活，才能让父亲看着顺眼。Z君连续去了几天，从没有见她休息过。

　　游家的隔壁，被游金山称为“娘们”的那个女人，其实也是个正经人，她家的日子过得稍微宽松一点，因为她孩子少，只有一个12岁的男孩和15岁的女孩。女孩有着一头又浓又密的黑发，长得和她妈一样，在拾破烂的人群中算是出类拔萃的。年岁不大，也是打牌的一把好手，每逢遇到“三缺一”时，她就顶了上去。女孩妈妈很让人羡慕，虽然也是1998年大水过后不久才来到的，但她很快就在市里找到工作，虽说不过是在一家酒店打扫卫生，但毕竟是这个垃圾场中唯一一位不捡垃圾的人。她的穿着打扮也比别人体面些，手上戴着一对银镯子，表明她生活的殷实。她告诉Z君，她原本是不想出来的，无奈地方的乡干部不按上级的政策办，说好水灾过后免一年的赋税，可乡里不同意，说整治堤防，上级拨款不够用，各种名目的税不但不能免，而且还要增加。并说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乡干部还申斥这些“不听话的农民”，说他们有“灰色收入”。她搞了好久才明白，所谓的“灰色收入”，不过是她的男人在海口捡破烂，逢年过节给她寄的那两个钱。没办法她只好带着两个孩子投靠到她老公这里。

　　Z君这次到垃圾场时，高老板这里又增加了40户，他们的情况和那个戴银镯子的女人讲的差不多，都是为了躲避家乡的赋税而跑到这里来的。人口的迅速增加，并没有使高老板的收增加多少，他开始限制这些“移民”的进入。此时场地租金已提高了一倍，他的“老百姓”们捡回垃圾也越来越不值钱，他不责怪他们，他知道当地经济在持续滑坡。为了将他承受不了的负担转稼给他的“臣民”，他开始收房租，住楼的人每户40元，住窝棚的人每户30元。当然，他也兴办“福利事业”，他打了一口井，以解决人们的吃水问题。

　　每逢晚上6点，垃圾场就像开了锅一样，男人们拉着“收货”的平板车，鱼贯而入；十四、五岁的孩子为了补贴家用，也参加到捡垃圾的行列中，他们没有车，只能够背上一个大大的塑料编织袋。如果捡的东西太多，孩子们不堪重负，就只好连拉带拽地往回拖；女人们也很兴奋，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锅铲在自家的木柴灶旁边，给男人炒菜做饭。孩子们往往等不到开饭，就向妈妈要一碗饭，站在场院中间吃起来。磅秤那边，高老板忙不过来，他那个上大学的儿子，便会坐在他的位置上，像他一样，和这些粗门大嗓的大汉子理论斤两问题和成色问题，那派头和高老板毫无二致。汉子们都夸他精明能干，将来可以接他爸的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