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早就提出了“团结—批评—再团结”的沟通方式，批评的目的是帮助对方克服缺点，增进团结，共同前进，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而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方法，是一种自发的学习型机制，无需别人批评，就能自动自发地去纠正不足。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我们胜利地夺取全国政权和经受住执掌新中国政权的初步考验发挥了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并把其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对于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胜利地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完成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将会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决定》在充分肯定党的建设的主流的同时，以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胆识和勇气指出了目前党风存在的问题，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独具特色，并自成体系，不同阶段都分重点地进行相应的作风建设，从而保持了共产党的先锋队的性质，起到了模范的先锋带头作用。我们的企业组织要形成良好的风气，也需要从改进员工的工作作风着手，以形成员工良好的行为习惯，最后，当习惯沉淀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习惯成为文化的显著标志就是：人们从潜意识里认为习惯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公理，是必须遵守的，甚至认为不这么做是不符合道德伦理的。

　　在企业组织中，标准化的流程逐渐变成一种条件反射或者是潜意识行为的时候，流程、规范和制度也就成为企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企业能依着这种路径和方式，逐步推出更多的规范和流程，相信员工也不会觉得时时刻刻都有条条框框在约束自己。

　　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境界中，员工的行为不知不觉的已经被大幅改变，当越来越多的制度和规范被员工接受并遵守，这也就意味着，员工都有一致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的统一与协调一致，形成了大家共有的习惯。当习惯经过沉淀成为一种大家认同的行为模式，就会被员工接受并成为他们探讨的焦点，并慢慢成为企业群体的主导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也会潜移默化地推动思维模式的改变，直至大家形成一致的价值观、认识观。这就能从整体上推进组织的执行力，从而获得良好的企业组织绩效。

　　反腐倡廉，永葆组织不褪色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至理名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作风，一个党有一个党的党风，作风好坏，既能鉴别人的品格，也能检验党的素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为什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仅仅三五年就垮掉了？

　　除了政治反动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透顶，丧失民心。共产党能够赢得解决战争的胜利，取得全国政权，除了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英明的军事战略战术之外，还在于党在长期的斗争中培育出了艰苦奋斗，廉洁清明、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地同剥削阶级影响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努力保持党的纯洁性，重视加强廉政建设。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44年，毛主席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主席在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思想。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一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