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林彪粉身碎骨后，感到政治气候对他不利，便以养病为由，在家闭门不出，窥伺风云，等待时机。１９７４年江青篡改“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重新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２５日，江青一伙擅自召开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康生立即起来配合，２７日打电话给中央党校的亲信，组织写作班子，以“唐晓文”笔名，写《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臆造出一个与孔子生不同时的柳下跖，竟能当面骂孔子，借柳下跖之口，对周恩来总理和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影射攻击。这篇文章是康生送给江青的反革命武器。

　　据后来证实，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罗织罪名，直接点名和由他批准诬陷、迫害的干部就达８３９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３３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１２０人，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高级干部２００多人。

　　《人民的审判》一书作者于福存、王永昌，在书中引用《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相传评说严嵩的话“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祐，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以此来比康生。他们说，“康生与之相比，实无不及而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