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１８日上午９时，第一审判庭对陈伯达所犯罪行进行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开始，检察员曲文达首先发言，他说，被告陈伯达在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０年期间，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他的犯罪活动，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犯罪行的一个组成部分，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同样是严重的。

　　他指出，陈伯达亲自授意、修改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污蔑建国以来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存在着“大量牛鬼蛇神”，污蔑他们的工作，是“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煽动要在全国“横扫一切”，提出要把大批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专家、学者、权威打个落花流水”。在他的煽动下，全国批斗成风，到处出现“打砸抢抄抓”的浪潮，致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的大批专家、学者，教育、文艺、科技人员有的被抄家批斗，有的被送进“牛棚”，遭到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被告人陈伯达还直接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公诉人指出他伙同江青、康生决定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并抄了刘少奇的家，为打倒刘少奇搜集所谓罪证。他伙同谢富治、吴法宪，在追“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的所谓后台时，提出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并指名道姓地诬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这个传单案的后台，并说要“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阴谋把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为现行反革命。陈伯达还利用他主管“陆定一专案”之机，对陆定一横加了“叛徒、内奸”等莫须有的罪名，并从生活上、精神上、肉体上对陆定一进行残酷迫害。

　　公诉人还指出陈伯达无中生有制造“冀东惨案”所犯的罪行，充分说明，被告陈伯达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篡国、祸国殃民，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犯罪活动，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其罪行是严重的。建议特别法庭对被告陈伯达根据其罪行及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陈伯达用他那令人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为自己做了一个小时的辩护。

　　在陈伯达辩护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为他做了三点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另一位辩护律师为傅志仁）。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至此，主持法庭辩论的审判长曾汉周宣告：“现在宣布辩论终结。陈伯达，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