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投靠江青，后来渐渐失宠，在党的“九大”前夕，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加深，以致被冷落。他及时窥测风向，决定另攀高枝，改换门庭，于是又是送礼又是求情，跑到毛家湾向叶群献殷勤，投靠了林彪。陈伯达于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密切配合林彪大造“天才论”，搞“和平过渡”篡党夺权阴谋的罪恶活动，为林彪助威，提供“炮弹”，炮制“天才语录”，第一个被捉，翻了车，倒了大霉。1970年10月18日被软禁、审查，不久，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陷入没顶之灾。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摔死后，陈伯达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后因病在病房中监护。

　　陈伯达这个投机分子，大大野心家，过去在向他的一个同乡吐露心曲时说：“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陈伯达的一生和他的罪恶道路，大概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吧！

　　二、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的供词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９日上午，对被告人陈伯达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两次法庭调查。

　　时年７６岁，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陈伯达，步履蹒跚，是由两名法警挟扶着带到法庭的。他戴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法警扶他坐在被告席上时，他还左顾右盼望了一下，看来他的头脑清楚。

　　法庭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由审判员任凌云、李明贵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首先就起诉书指控陈伯达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审问时，陈伯达装疯卖傻，说，“我不记得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实实在在忘记了”。

　　陈伯达可以说他“忘记了”，但是历史和事实却不会忘记：法庭出示的证据证实，由戚本禹转交的一份要求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圈阅擅自批准的。不仅如此，陈伯达还亲笔把报告中的“刘少奇”三个字的“少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四个字。陈伯达这么一改，便把原报告要求批斗刘少奇，改变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他们的夫人。

　　陈伯达感到事关重大，还是以“我想不起来”为由，妄图搪塞过关。法庭紧追不舍，当场两次让他看影印件，在铁证面前，陈伯达只得供认：“我的签字是事实”。

　　法庭接着调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陈伯达伙同谢富治、吴法宪利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诬陷朱德、陈毅、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等１５人。

　　这是一件极为荒唐的诬陷案：原来天津出现的一张署名“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是一个工人写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陈伯达却如获至宝，大追根子，竟然莫须有地追到朱德、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头上。听听法庭审理，陈伯达是怎样说的吧，那真是千古奇谈。

　　陈伯达回答审判员追问时，竟然煞有介事地说：我有个根据，没有根据我是不随便说的。

　　问：什么根据？

　　答：３４年前，我听说过，天津有过这么一个叫“非常委员会”的组织。

　　你看何等荒唐！３４年前，且不说有没有这么个组织，即使有吧，３４年后，怎么能追到老帅们身上？这岂不是疯话。

　　在另一次审问陈伯达迫害一批高级干部时，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他说：那……那时正在发疯的时刻……这倒是真的。陈伯达以及林彪、江青干出许多常人难以理喻的罪恶勾当，正是他们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利令智昏“发疯的时刻”，他们已经不顾一切了！

　　法庭对陈伯达伙同林彪、江青诬陷、迫害陆定一进行调查。

　　审判员任凌云问陈伯达：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是你批的吗？

　　陈伯达回答，“不记得”，“真的不记得”。

　　法庭出示和宣读了１９６８年５月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出示宣读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１日，陈伯达亲笔写的迫害陆定一的三条“指示”；宣读了胡干卿的证词，陆定一专案组的原负责人肖风文出庭作证。在证词、证人证言面前，陈伯达无法推卸罪责，只好承认犯罪事实。

　　三、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冀东惨案”

　　１１月２９日上午８时５５分，陈伯达被再次带进法庭坐在被告席上。法庭开始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出笼进行调查。

　　这篇搅乱全国的社论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社论把广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诬陷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牛鬼蛇神”，煽动要“横扫”他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在这篇社论的煽动下，全国上下大批干部、知识分子、群众遭受批斗，非法关押，有的被扫地出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