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面对人证、物证和审判员的审问，仍然歪斜着脑袋，表现出不死不活的样子，闭口不言，硬挺抗拒。

　　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９时，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进行第三次调查。法庭就起诉书指控，事实确凿证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他们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以“武装左派”、“改造民兵”为由，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在他们覆灭之际，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对这一犯罪事实，王洪文、姚文元均已供认。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另外三个在押犯王秀珍（原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原上海市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施尚英（原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均出庭作证，供述了从１９６７年７月张春桥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一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被粉碎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详细经过。法庭还宣读了在押犯马天水（原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和在押犯黄涛（原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等的大量证词；投影展示了徐景贤１９７６年７月８日晚调动上海民兵的手令、指挥点的照片，以及叛乱作战方案、准备使用的部分枪支、弹药、电台照片等。

　　在大量人证、物证、书证面前，张春桥仍置若罔闻，一言不吭。法庭人员和旁听人员也都习惯了张春桥的抗拒伎俩，无不嗤之以鼻。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法庭对张春桥的调查结束。

　　四、张春桥血债累累，罪不容诛

　　1980年12月20日上午9时，法庭在对王洪文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辩论后，法警将张春桥押上被告席，对张春桥的犯罪事实进行辩论。

　　公诉人马纯一首先发言，他指出，经特别法庭三次庭审调查，证明张春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早在１９６７年初，就在上海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所有的权都要夺”。并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把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诬蔑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主张“一个也不留”。张春桥的这些主张，事实上成了他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疯狂镇压广大干部群众。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张春桥指使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第一次推向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１９６７年４月至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张春桥多次诬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是“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大量材料。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诬告邓小平等人。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张春桥又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诬陷邓小平是“纳吉”，给再次打倒邓小平同志定了调子。

　　公诉人接着历数了张春桥在上海策动夺权、诬陷、迫害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常委的罪行，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的罪行，武装、改造城市民兵，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等。最后指出上述犯罪事实，都是张春桥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九十三、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陷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审理过程中，态度顽固，在大量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所犯罪行，请法庭依法从严惩办。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长曾汉周告诉被告人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有什么话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讲。”

　　张春桥听后，仍然像法庭调查时那样缄默不语，一言不发。

　　审判长把被告人有权陈述和辩护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张春桥还是一声不吭。审判长宣布：“等你两分钟。”

　　这时，人们看到坐在被告席上的张春桥咬着牙齿，他脸上的肌肉在不停地抖动，细碎的汗珠从脸上的汗毛孔里冒了出来，这暂短的两分钟对张春桥来说特别长，他也许想说点什么，他自知罪孽深重，他还能说什么呢，终于没有开口。两分钟过后，张春桥仍不讲话，审判长这时说：“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宣布：张春桥的犯罪事实审理结束，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