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宣读了鲁瑛的证词和有关的出证材料。审判员问王洪文这是不是事实，王洪文回答是事实。

　　四、王洪文承认他策划并指挥上海两次武斗事件的犯罪事实

　　第一审判庭于12月6日还对上海两起武斗事件进行调查。王洪文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底，在张春桥的指使下，伙同耿金章，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攻打上海“工人赤卫队”，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据徐景贤等人起草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的记载，“工人赤卫队”共有９１人受伤，到医院治疗。事后，王洪文还发了特急命令，把“工人赤卫队”的主要负责人“统统抓起来，押送公安局”。

　　法庭调查中，出示和宣读了证据。王洪文承认这些都是事实。

　　起诉书还指控王洪文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

　　王洪文供认说：“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虽然人数不多，但对我们威胁很大，所以我们研究决定把这个组织搞掉。”

　　法庭宣读了张宝林和王承龙的证词：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王洪文指挥陈阿大、黄金海、耿金章等人调集了十万生产工人和上千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攻打，把上海柴油机厂团团围住。王洪文还调动了公安局的几部消防车，用高压水龙头掩护，用卡车、起重吊车，把厂门口的路障吊走，把围墙撞倒，冲进厂里边。“联司”许多人被打伤，好端端的厂房车间被砸烂。

　　现任上海柴油机厂党委副书记的徐潘清出庭作证。他说，当时王洪文一伙把“联司”的人抓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都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记号。被打伤６５０余人。有的肋骨被打断、眼球被打出、牙齿被打掉、内脏被打伤，有的被打得精神失常，怀孕的妇女被打流产。１００多人至今还有严重的后遗症。私人财物如手表、钞票、自行车被抢劫一空。国家财产损失３５０万元，修理厂房就花了１４万元。

　　法庭还投影这次武斗时拍摄的记录片中的五个镜头。

　　在人证和书证面前，王洪文认罪说：“这件事是我策划的，我是有罪的，我要向全国人民认罪。”

　　公诉人指出，攻打“工人赤卫队”和砸上海“联司”，都是张春桥、王洪文为了夺权、保权，以武力镇压群众的犯罪事实。

　　五、王洪文供认他和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2月13日，审判庭对王洪文进行第三次调查。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在他们面临覆灭之际，策动武装叛乱。

　　１９６７年７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１９７３年９月，王洪文对王秀珍说：“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由我亲自来抓。”１９７４年３月，王洪文再次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１９７５年１月和８月，王洪文在北京和上海，多次对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王洪文还说：“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１９７６年２月，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我是抓住不放的，你们可给我抓好”，“部队靠不住”。

　　１９７６年８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突击给上海民兵发枪，９月２３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法庭出示了“四人帮”的余党为策动武装叛乱进行部署的文件，使用的武器和电台的照片等大量证据。武装叛乱的组织者、原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原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出庭作证。

　　王洪文供认，上海武装叛乱是“四人帮”长期经营帮派武装的结果，“主要应由张春桥和我负责”。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法庭对王洪文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调查结束。

　　六、法庭辩论，王洪文请求法庭给他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午，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王洪文，进行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检察员敬毓嵩首先发言。他的发言共有四项，指出：

　　被告人王洪文被指控的各项罪行，经过法庭三次调查，完全属实。被告人王洪文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有预谋、有组织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

　　被告人王洪文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法庭调查表明，被告人王洪文，多年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狼狈为奸，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王洪文拉队伍，亲自上阵制造武斗；亲自在上海建立帮派武装，同张春桥向上海传信，策动了上海的武装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