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下午３时，第一审判庭首次开庭，到１２月２９日，这期间，法庭对被告王洪文法庭调查三次、姚文元三次、张春桥三次、江青六次、陈伯达二次。

　　一、靠打砸抢起家的王洪文

　　王洪文，吉林省长春市人，生于１９３５年。他虽然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做过工、种过地、当过兵，但是不具备劳动人民的品质。复员以后，在上海国棉纺织十七厂，先当保全工，后任保卫干事。但是，他利用职权曾偷窃厂里的财物，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流氓习气严重。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在上海拉起一帮“小兄弟”，举旗造反，结党营私，他以“复员军人”、“预备役军官”、“保卫干部”、“共产党员”几块金字招牌，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策划、组织“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和“康平路”两起大型恶性武斗事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竭力吹捧王洪文是“工人运动的领袖”，王洪文对他们则唯命是从。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地痞、流氓、阿飞、惯盗、恶棍等社会渣滓网罗进他们的帮派体系。当年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所谓骨干分子，闹派性、打内战、搞武斗表现“英勇”的都被王洪文引为生死之交，相继安插在上海各级领导岗位上，“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王洪文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王洪文到北京后，可谓平步青云，资产阶级野心恶性膨胀，与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王洪文利用窃取的权力为所欲为，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财物，他随意向上海要东西，索吃喝，并以摔手表做游戏；生活腐化糜烂，是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在北京和上海有九辆汽车，打猎时有专用吉普车，有特制的聚光灯，猎枪就有九支；他钓鱼时，有几个女护士相陪，还不时地往他嘴里喂橘子……他把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办公室专门保存下来展览，向“小兄弟们”进行“传统教育”，自己策划炮制所谓《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捏造事实，歪曲历史，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领袖”为自己树碑立传；他每年都向上海索要财物，无偿地从上海窃取特制的手表、电视机、电影放映机、照相机、录音机、收音机等新产品以及大量的名烟名酒和高级食品、海鲜等物品供其挥霍和送礼，进行政治交易；他的“小兄弟们”每次来京，定要大吃大喝，大摆阔气，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他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打牌、下棋、看电影，时而通宵达旦，是个地道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正像有的人说的那样，王洪文才是真正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二、王洪文长沙告状，“四人帮”阴谋夺权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下午３时，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第一审判庭开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法庭调查。今天第一个被法警押到法庭的还是王洪文，他今天到庭，仍然像１１月２０日下午开庭时被押到法庭时一样，神情紧张，内心恐惧，不停地眨动着眼睛。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审判长曾汉周审问王洪文，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去长沙向毛泽东主席告状，阴谋篡权的罪行。

　　１９７２年５月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但在大量需要他去处理的内政外交事务面前，周恩来不得不带病坚持超负荷的工作，直到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邓小平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后从美国归来，他才住进医院。他在医院里边接受治疗，边继续接见外宾，听取汇报，有时还从医院里出来参加会议。“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从１９７３年春天复出后，经毛泽东提议，又参与党、政、军的领导工作。此时正值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积极筹备工作期间，毛泽东主席于１０月４日提名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非常清楚邓小平和周恩来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江青先在１０月１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制造事端，借口“风庆轮”问题，大肆攻击邓小平。“风庆轮”是上海造船厂制造的一艘万吨轮船，在远洋航行途中，轮船机件曾发生过故障，由交通部派到船上的一位副政委对此有过议论。有人写了篇《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的文章，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１０月１１日，姚文元批给新华社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刊出，江青１４日看到后，就抓住这篇报道大做文章，大肆批判所谓“洋奴思想”、“爬行哲学”，竭力攻击交通部和国务院，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