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文是广州人，1990年中专毕业后开始吸毒，因为多年吸毒，先后六次被送强制戒毒，最近的这次，是由公安人员强制送到长洲戒毒所的。她因为对城中村地形相对熟悉，在被胁迫卖淫的第四天，于接客途中寻机逃走。这期间，她先后以每人次30-50元的价格被迫接了七八名客人，所得肉金都被“姑爷仔”搜走。

　　因为顾忌戒毒所有真实家庭住址、姓名登记，“鸡头”会通过相熟的戒毒所人员找到她家，阿文不敢回家，而是躲藏到朋友家。想想多年吸毒是不对，但万万想不到竟然还会有被强逼做“鸡”的一天，而且这种事不只是发生在她身上，更有许多姐妹受害，她在愤恨不已下致电《羊城晚报》，踢曝这一惊天黑幕。

　　阿文说：“我进戒毒所里不久，就发现不断有戒毒女被管教带出仓去。听仓里的人说，她们是被‘鸡头’买出去站街了。”在2002年2月初的一天，女管教“阿顶”（女仓戒毒人员称呼顶头上司管教的代称）邵丽爱把她和4名戒毒女子带到探视室，供玻璃隔窗外的“鸡头”挑选。

　　当时邵丽爱还告诫她们说：“如果人家买下了你们，你们出去要在人家那里好好做（鸡），要还人家五六千元钱啊。”这次管教和“鸡头”没有达成交易，邵管教让班长转告她们说，是因为“鸡头”出价太低，戒毒所不卖了。

　　“12岁女童的“三个月、700次”案的调查报道，先后发表在《羊城晚报》焦点新闻和《南方周末》第二版。此事发生时，发生地湖南的本地媒体因为顾忌这是本省重头负面新闻，因而噤若寒蝉，集体失语。最后事件是通过异地监督（《羊城晚报》和《中国妇女报》等媒体）才得以曝光，并在异地媒体（后期的全国上百家媒体均予以报道）的持续压力下，岳阳地方公安办案才一步一步向前推进，黑幕一层一层显露。虽然到了最后的如基层公安包庇等要害关节上总要遮遮掩掩一些，但还是不得不在媒体一再曝光后，出动上千警力扫荡了有数百家地下发廊的“人肉市场”廖家坡。尽管其后“黄潮”复潮，但总算暂时解决了问题。这是一起原创性调查和异地舆论监督的经典案例。

　　1998年以前，由三峡总公司所做的文物保护大纲列入计划的保护经费实只4000万元，到位的更少，相对于三峡两岸云集众多的文物古迹，这点资金犹如杯水车薪，是远远不够的。比如，仅1998年初，一件盗自三峡库区的精美绝伦的文物青铜摇钱树，在美国黑市拍卖会上，就卖到了250万美元，合计人民币超过2000万元，它是目前中国文物在海外黑市单件售卖的最高价。而在此事件之前，计划中列入用于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到位的资金，尚不足这一件被盗卖文物的价钱。因此纽约黑市的这次拍卖（最早见于我在南方周末发表的《救救三峡救救三峡文物》一文）被国内媒体曝光后，激起了舆论哗声一片。

　　2001年“7·17”广西南丹矿难，是现代中国一段难以抹去的历史印记。

　　这一天，南丹大厂矿区下拉甲坡矿出现透水事故，造成81名工人死于非命的惨祸。而在事发后，南丹县的主要领导与矿老板黎东明竟恶意串通，长达半月之久瞒报矿难消息，结果造成井下被淹工人救援不力，无一生还。它是2001年震惊世人的突发灾难性事件，可能是以后很长一个时段内为世人所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成为调查性报道和舆论监督的一个典型范例，因为没有媒体的揭露和中央的严厉查处，就不会有南丹矿难的水落石出。

　　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南丹矿难一时举世震惊，中央成立了专案调查组进驻南丹。随着此后各方调查的深入，南丹更深层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共有100余名涉案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南丹县的地方党政官员、工作人员受处理，50多人被罢官。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已执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及非法所得共318.5万元人民币；县长唐毓盛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万、唐两人均以滥用职权、受贿罪被起诉）；透水矿主黎东明以非法采矿、重大责任事故、妨害作证单位行贿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以罚金2400万元、没收其存在银行的2.4亿元人民币。

　　两年官司路，袁家荒了土地，卖了耕牛、粮食，还拉下了3万多元债。这一判决下来，不啻是农民头上的晴天霹雳，让袁家人目瞪口呆——怎么会这样？

　　直率的农民首先想到的是和法官理论。袁印博在判决下来后到他服药自尽（1998年10月15日）之间的20来天里，先后数次来到未央区法院，找判决的冯霁法官申辩理论。袁氏夫妇觉得有理走遍天下，在这怎么就行不通呢！法院还讲不讲理？

　　但冯法官果然不给他们讲理了，粗声大气地说：“不服你就上诉，拿6000块钱（上诉费）来。”可怜袁家已倾家荡产，袁印博与自己的律师车晓刚商量，表示家中决无能力拿出这笔钱，也无力再打官司了。他只能去找法官，找判决的冯法官，希望能讲个清楚。

　　他老来找法官，可判案的冯法官早已不耐烦了。有一天冯霁对他说：“姓袁的，实话跟你说吧，你的官司永远打不赢。你要打赢了就拿枪把我打了。”还说：“你要死，死十个也没法子。”自说过这话以后，每当袁印博夫妇去找冯法官的时候，就会马上出现一名凶神恶煞般的“黑脸大汉”。据董翠侠指认，这名身为法院工作人员的“黑脸大汉”每每对之恶语相挟，最后发展到推搡、殴打。

　　10月14日，心力交瘁几近绝望的袁印博，拿着那要命的判决书对冯法官说：“这是你给我判的死刑呀！”双方论理辩驳时，那名“黑脸大汉”走入冯法官办公室，揪住袁印博衣领拉到走廊，将袁的头部对着墙猛力撞击，然后打倒在地。董翠侠上前拉袁的手，“黑脸大汉”吼道：“你再来乱动就搧死你，铐起你……”

　　指望有个地方讲理的袁印博彻底绝望了，准备以死抗争。他再次来法院之前，用一个小瓶为自己准备了剧毒的有机磷农药。

　　1998年10月15日上午9时许，袁氏夫妇和袁77岁高龄的老父袁凤林三人，一起来到未央区法院，老父蹲在楼下等候，袁氏夫妇又来到冯法官的办公室。冯法官根本不听袁讲什么，袁印博流泪说：“这是你给我判的死刑呀！”说着从身上掏出那个白色小瓶，吞药自尽。根本不知丈夫会以这种极端方式抗争的妻子董翠侠惊呆了，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法院的人这才慌了手脚，马上抬着袁印博往医院送。

　　混乱中，谁也没有注意到蹲在楼下的袁凤林老人。据办案人员向记者提供的情况：老人家三代单传，见儿子服毒自杀，他也悄悄服下了相同的毒药，倒在了法院门口。稍后为法院人员发觉送院救治。但另有一种说法是：老人是遭到法院人员推搡殴打而后导致身体不适而去世的。

　　这样，一转眼父子俩分别在张家堡医院、第四军医大医院接受救治。袁印博于16日凌晨死去，其老父也于16日上午11时死去。接连痛失两个亲人，董翠侠深受刺激，变得痴痴傻傻，一连七八天流落西安鼓楼一带乞讨，直到固显村集体出动寻找，才在西安城里的大街上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