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出生，北京人，职高毕业，目前失业，性伴侣数12人，均为异性。

　　曾在和男友同居期，于半年内和另外五人有性关系，另曾同时和二人维持性关系。

　　1971年出生，原居东北某小城市，现居北京，IT从业人员，性伴侣数10人，均为男性。

　　离异。曾分别和三人，和二人同时保持性关系。

　　1978年出生，已婚，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曾与15人做爱，另与2人有性爱抚。

　　与一男同居期间与另5男有过性关系，另有同期与2或3、4男同时维持性关系若干次。

　　29岁，未婚，生活在北京，广告业。

　　性伙伴的数目：男20，女15。

　　1955年出生，女，工程师，离异，性伙伴数无法计数，几年前的估算便已在400人以上，异性恋。

　　1976年生，女，性伙伴数20人以上，高中学历，销售员，异性恋。

　　1975年出生，女，演艺界，异性恋者，性伙伴数２０人以上。

　　1961年出生，男，大学本科，曾是军人，现为企业合伙人(老板)，离异，性伙伴数40人左右，异性恋者。

　　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推迟婚期，他们等待得时间越长，就越可能遇见更多的伴侣，越可能有更多的性行为，并且与一系列伴侣共同生活。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有过度的性欲，而是因为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机会去结识性伙伴，而最后才建立专偶的或接近专偶的婚姻关系。”

　　我作为一名作家出版过二十多本两性论著，在多家报刊开设有情爱与性爱的咨询栏目，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几封读者的咨询信件，就他们的感情困惑向我咨询，而其中又以女性为多。

　　我不担心单位的人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观念下不会有什么影响。异性性行为肯定不会有影响，我的单位老板应该是性的更活跃份子，他们不会因为我的这些事而对我的工作构成威胁

　　我在本研究中却发现，除个别出生在八十年代的受访者，本研究中的受访志愿者几乎都经历了性脚本的改写过程。

　　本章便试图说明，在个人的生命周期中性脚本是能够被改写的，并展示影响改写的一些因素。

　　我们看到，虽然处于同样的社会、同样的文化中，拥有的社会控制也是大体相近的，但是，本研究中不同的受访者所感受到的社会控制的力量普遍薄弱，而非多性伙伴行为者中的许多人，却会声称社会对私人性行为的约束还是很强的。

　　当我们讨论多性伙伴行为者将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进行消解的时候，我也清楚地注意到，本研究中的受访者在一些问题上仍有一些相左的表现。他们或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某类人发生性关系，或是不敢与某类人发生性关系。无论这是否最终能够被证实是社会控制的力量仍然存续，对这一问题的解读都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多性伙伴行为者与社会控制的博弈。通过以下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表面上对他们继存的社会控制，实际上并不是针对性的，而主要是针对社会角色的，如社会地位、工作资质等。

　　问一个人为什么做爱，看似一个很蠢的问题。蠢问题并不等于简单的问题，特别对于和不同的许多人做爱的多性伙伴行为者而言。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中，许多人通过互联网结识性伙伴。传统的人际关系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互联网的普及为我们提供了“网缘”。与前面几种不同，网缘超越了现实的人际交往，是一种来自于虚拟空间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