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籍湖南，但生在英国。

　　我的曾祖父是个湖南的孤儿，不知怎么就进了英国人开的一家养育院。当时是袁世凯执政时期，英国人为了安抚中国政府，拨了一笔款项，用来资助中国人到英国念书。大概是1894年，我曾祖父通过考试获得了这个机会。最初，他被送去法国，学的是医学内科学，学校在巴黎。但当时外科学在英国更先进。到法国后，他见了世面，了解到世界医学的发展趋势后，自己跑到英国读外科学。

　　到了英国，他首先去的是纽卡索尔，那是个港口城市，有个作家曾经描写过纽卡索尔的早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即将毕业的曾祖父，被派到英国的战地医院实习。正是战争时期的实习，让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大量手术。他的医术提高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就在纽卡索尔的医院里担任了主任医生。当时，我的曾祖母是那所医院的营养护士，长得很美。据说当时我曾祖父30岁，她才18岁。他们于1918年结婚。两年后，也就是在1920年，我祖父在英国出生。

　　尽管我曾祖父在当地是很有名的外科医，而且是第一位加入英国皇家医学会的亚洲人，但由于20世纪初的英国种族歧视仍很严重，所以他们根本就很难在在英国生活下去。因此在我爷爷两岁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回中国生活。

　　曾祖父祖籍虽然在湖南，但他本是孤儿，湖南那里早就没了家人，所以回国时就选择大城市上海。1924年曾祖父和曾祖母带着我爷爷回国，定居上海。在上海他们开了个小诊所，专门做阑尾炎手术。之后，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后来他又在华东医院做过外科主治医生。再往后，曾祖父在英国驻上海的警察医院里当院长。直到抗战爆发，日本人进上海，他辞职了。

　　曾祖母来中国后，一直做家庭妇女，自己带小孩。当时家境虽然很殷实，家里也雇了几个帮佣，但曾祖母爱干净，家里的清洁活都要自己动手。1933年，一些英国侨民在中国患上肺病，租界当局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救治。当时家里有个英国厨子也得了这个病，曾祖母并不嫌弃他，亲自照顾他 给他打针换药。他康复后，还送他回国，但她自己却因此感染上了肺病，而且病情很严重。曾祖父在莫干山买了房子让她去疗养，因为那里空气很好，希望藉此能延长她的生命。她住在那里直到1933年底去世。美丽的曾祖母，去世的时候还不到50岁。曾祖母生前还随曾祖父加入了中国籍。

　　曾祖母的妈妈，也就是我祖父的外婆，每逢圣诞节会从英国寄信过来。1925年，我爷爷5岁，叔公2岁，曾祖母曾带着两个混血儿子回英国，坐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时，英国的法律规定，小孩一定要上学读书。结果，到那里度假的爷爷和叔公在大街上玩，由于他们长得就像英国人，还被警察抓起来过，问他们为什么没去学校里念书？一问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外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祖父就跟英国的岳母家断了消息。

　　曾祖母死后，曾祖父很伤心，就在虹桥公墓专门买了一个双人墓，还从意大利专门买来墓碑。墓碑上雕有一对天使。墓碑上面刻着“……Julia Traver,18xx—1933”。这个墓父亲小时候还去看过。“文化大革命”时，私人墓地一律被铲掉，那对刻着天使的墓碑从此消失了。

　　我6岁的时候，爷爷已六十多岁了，那一年，他从洛阳回到上海，跟我们一起住。当时我大伯父有自己的房子，我大伯母是大中华橡胶厂老板的女儿，是个资本家的小姐。那时候他们住在徐家汇的洋房里。因此，相比我的那些堂兄妹们，我与爷爷的关系更亲密。

　　那时候，我们家也住在一栋很舒服的小洋楼里，有自己家独用的卫生间，洗浴设备很齐全。我记得，爷爷的房间里有一扇很大的朝南开的窗户，天气好的时候，太阳肆意地照进屋里，爷爷就眯缝着眼睛坐在躺椅上养神。他总是神态安详，而在我看来他仿佛全身藏着讲不完的故事。

　　爸爸的叙述

　　我父亲，也就是谢晖的爷爷，中文名叫谢棣华，英文名叫Traver。他一辈子的命运是曲折而坎坷的。他4岁时生身母亲就去世了，后母只比父亲长10岁。他中学是在复兴中学念的，后来读圣约翰大学，跟我二叔一个学校，父亲学法律，二叔学医。二叔当时是学校里的白马王子。父亲从小喜欢无线电。他很调皮，念了一年的法律，就不想读了，自己跑去苏州，开了一家修理无线电的小店铺。当医生的祖父大怒，派人去苏州把他抓了回来。父亲还是不愿读书，就是喜欢摆弄无线电。祖父没办法，就把他送到警署去做事。

　　当时上海的警署只招英国人，虽然父亲是中英混血儿，祖父还是通了关系才让他进去做警官。父亲管辖的区域不错，从外滩到静安寺这一段，现在的南京路就归他管。其时是1940年。

　　后来日本人进驻租界，也要派人进警察局。大概是在1943年。有一次，一个日本警察打父亲手下的一个警官，被父亲看到，他看不惯，就把日本人一拳打倒在地，惹下了麻烦。日本人看我父亲不顺眼，要抓他。当时我们家住在靠近现在上海电视台的一条弄堂里，我母亲正怀着我（我母亲是南京金陵大学外语系毕业的高材生）。于是，父亲在上海待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