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人与美国人想的也不一样。它叫嚣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拥有广阔疆土，军备实力雄厚，但这算得了什么？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些差距，有足够的办法让差距不起作用。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型日报———《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没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

　　在英语世界，我们常常说要成为“历史的承继者”。两次大战和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减少了我们的自信，以目前的成就来“承继历史”，似乎不太够资格。不过这些糟糕记录也没有增加我们对历史的负罪感。东方人则翻开了硬币的另一面：他们天然是历史的负恩者。东方的“祖先崇拜”很多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完全是针对祖先。那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自己得到过许多东西,他们不仅欠历史的，也欠眼前的，在与周围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受惠良多。他们的日常行为和意志时常会有报恩的感觉。这是基本的出发点。西方人极端轻视社会对他们的恩情，尽管社会对他们以很好的照顾、教育、幸福生活，包括他们的降临人世。因此，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日本人会觉得我们有点虚伪。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会这样讲话。他们不会轻视过去。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各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

　　本这种有恩必报、自我克制的道德准则，似乎是要把个人欲望等同于罪恶，坚决从内心根除，这似乎很符合佛教的原教旨。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却又非常宽容，这实在令人惊诧，在这点上其道德伦理显然跟释迦及佛典是对立的。日本是佛教国家，却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享乐是好事，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只不过要求享乐必须适可而止，不能侵犯到人生的重大事务。

　　这套生活方式使他们的日子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日本人的享乐观，也许印度人最能理解。“享乐”像“义务”一样需要学习。

　　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Ｕ形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幼年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随着幼儿期的逝去，约束逐渐增加，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时期，持续数十年，此后再次逐渐回升。过了60岁，就又可以像幼儿那样几乎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

　　在美国，这种曲线是颠倒过来的。幼儿时期教养非常严格，随着孩子的成长而逐渐放松。到孩子们独立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我们的壮年期是自由和主动性的鼎盛时期。随着年龄增长，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为他人的累赘，就又会再受到束缚。日本那种人生模式，美国人想都没有想到过，那跟我们的现实完全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