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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来时，父亲又到野外去了，我和外婆在家。 我是带着舅爷舅婆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只可爱的小足球从军工城回来的，军工城这座“足球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将我培养成了一名心怀理想的“足球儿童”——我的理想就是要像二民那样早日成为专业队的一员，所以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停止练球，每天都要踢，不踢脚痒痒，如此一来，也将周围的孩子带动起来了。虽说这都是一帮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孩子，但因为从小在家属院那种市井陋巷市民窝子的环境中长大并受其影响，玩的东西都不上档次，没有皮扯就无聊空虚，更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正规的体育项目——我有幸比他们先行一步，见了一点世面，像个传教士把足球文明带来了。我像一年以前二民教我那样教他们踢球，对他们吹牛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跟我一块儿踢球的二民都进省队了！我早晚也是要进省队的！”然后像军工城的孩子那样分队进行比赛，到后来几乎所有孩子都加入进来了：包括刘虎子这个歪瓜裂枣的残疾儿，他做了一名两队都不想要的逢球必漏的守门员；包括习小羊这个神叨叨的半疯子，他在场上如同梦游一般，走来走去就是不跑，球到他跟前了才偶出一脚，也不管方向踢得对不对；包括四妞这个唯一的女生，她在场上跑得蛮疯，但很少能够接触到球，那年头，我在男孩子几乎人人都能踢得一脚好球的军工城都没有看见过一个女孩子踢球，所以我敢说四妞肯定是中国大地上第一拨的女足人口——是积极投身女足运动的极少数先驱者之一。到了我们曾经无限向往的机关单位这种新环境中以后，主玩的项目已经进步到了足球，家属院打群架时代的两大活跃分子——虎子和羊羊变得不再活跃了，就此沉沦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卫国、翔翔和小猴子，他们都因为球踢得较好而成为现时期的骨干——说起来这三个孩子正是那天晚上铁栏倾覆时幸运地扒在上面的，老天爷是不是就喜欢开这种残酷的玩笑性的游戏——手心手背，忽然颠倒！你说这些孩子什么都不懂吧，我发现他们从来不提那两个死去的伙伴，就好像他们真被忘记了，甚至于从未在我们中存在过一样。 我就这么的在重新返回到当年的小伙伴中间之后成了他们的“头儿”，因为带来了足球的缘故。而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引进的，譬如烟盒，譬如弹球，譬如“包子”、“饺子”、“三角”，还有弹弓和火柴枪，他们从家属院那边带来的这些土游戏，可是比军工城的工人子弟们玩得丰富多了。 还有一个孩子也搬过来了——那便是陈晓洁，只是她从来不跟我们一起玩儿。她的家就在我家前头那排平房中，从她家的窗子里老是能够飘出来一缕琴声——正是这位“公主”在拉小提琴呢，和我一样，她也快到七岁了，那个“红色摇篮”的保育院已经不要她了（那年头还没有什么“育红班”），回到家来等着上小学（那年头全日制十年制的小学需满七周岁才能上），在其父母的安排下，她每天都被锁在家里头拉琴，有一次我带着这帮孩子从她家的窗下经过，忽然从窗子里传出了她的叫声： “索索！” 我猛一抬头便看见了黑暗屋子里的这个幽怨的小“公主”——是的，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她从七岁起就开始幽怨了——当年和我一起在“红色摇篮”中摇着的时候还不这样，还是会嫣然一笑的呀！ “什么事儿？”我问她。 她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就那么满含幽怨地望着我——可惜我还不懂得什么叫楚楚动人，更不懂得什么叫怜香惜玉，对这位曾做过几个月幼稚园同学的小姑娘有点冷漠，有点淡然，当有人在前头叫我时，我就那么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单位的那块足球场总算被人利用上了——我说的正是我们这帮孩子，说起来这还是一块十分标准的场地（并不亚于军工城秦岭厂承办过全国比赛的那一块），但在我们到来之前却很少被人利用，在我们占领之后也鲜见大人来此踢球（这跟军工城可是太不一样了），由此可见：足球运动在此地没什么群众基础，大人们在业余时间爱玩的是篮球——在足球场的北边正有两块水泥铺就的灯光（篮）球场，是下班以后篮球爱好者们的驰骋之地；而在足球场的南边则是单位的汽车库，司机们喜欢把汽车开出来维修，就在车库前面的空地上，正好也在球门的后面，有一天，我在一脚破门之后眼见着球儿飞进了没挂网子的球门钻到了一辆正在维修的解放牌卡车的车下，我便俯下身子钻到车底下去找球，却见一名穿着满身油渍的工作服的司机正仰面躺在地下用手上的工具修车，我的足球正好滚到了他的身边，我小心翼翼地爬过去捡我的球，刚把球抓在手里，那人却猛一抬头，“哇呜”一声，吓了我一跳，吓得球给掉了——他仿佛一个死人，忽然抬起头来，脸上还有一块黑油，像是一块天生的胎记长在那里，那张半黑半白的阴阳脸冲我恐怖地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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