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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遇着这样的好事，让我们这些平时跟他一块儿踢球的孩子（我还是他亲手教会的呢）都很高兴，感觉我们人人都有了希望似的。二民去省少年队报到的前一天，我们还在一起踢了一个上午的球，像是一场“告别赛”，还在一起玩了一个下午的烟盒，晚上我留二民在舅婆家吃晚饭，晚饭后还一起看了电视，他们也为二民感到高兴，到晚上二民妈来接他回家，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别的，竟然哭了，哭得很厉害……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呢，二民就来敲门，跟我说他马上就要走了，去西安城了——他妈送他去报到，他将一本很厚的明显是大人看的书交到我手上，我随手一翻，发现里面每隔几页就夹着一张张平展展的烟盒，几乎已经夹满了，因为来的路上跑得急，二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 “我……我……还欠你几张，全……全……都给你了，你自个儿好好练球吧，到时候我让教练把你也招进来。” 国庆节到了，二民没有回来，他妈说他随队到陕南的一个地方集训去了。而他的家中又有喜事了，他妈跟舅婆介绍的长江厂的那个老技术员结婚了，在军工城的一家国营餐厅里请了三桌饭，请我们一家人都去，因为讨厌大民，“娘娘”不愿意去，舅爷和舅婆就带着我去了。在那婚礼上，人们没有见到大民和二民这兄弟俩，但却见到了他们的后爸带过来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大的有“娘娘”那么大，小的也比二民大——我感觉就像是二民用丢了的一个哥哥换回了两个姐姐似的……在那婚礼上，身为新娘身戴红花的二民妈显得年轻多了，甚至于有点漂亮，对舅婆这个“大红娘”千恩万谢的，多次跑到面前来，反复敬了好几次酒，情绪也有点过于激动似的，舅婆拍拍她的肩有些语重心长地说： “大妹子，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自打来到舅爷舅婆家就听他们老在念叨我那住在崇明岛上的外公外婆——让我慢慢意识到：他们是存在的——我来到世上以后从未见过一面的外公外婆。入冬以后的一天，舅婆下班回来手执一封信对我说：“索索，你的外婆要来看你了！”——情况是这样的：因为舅爷舅婆与外公外婆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而我又寄宿在此，这大半年来在这一边的去信中就免不了要提到我的情况，于是便唤醒了那一边的两位老人对于我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外孙的责任感，他们经过了一番商量之后，决定让外婆到西安来——当然不仅仅是来看我一眼，而是准备带我一段时间，具体带多久，当时并没说。 是舅爷坐着他的专车到火车站去把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外婆接到军工城的家里来的，外婆见到我又是抱又是亲的，眼圈红了，人也哭了，搞得我小脸上全都是泪，不用说，她一定是想起了我那死去的母亲……初见外婆，我只是觉得她是跟照片上的母亲长得很像的一个老太太，并没有太多别的感觉。 这年冬天，外婆的到来让这一家人很是高兴，最明显的是舅爷，他的话一下子比平时多很多；舅婆则忙于到处采购，拿出全部手艺，做出了很多好吃的；“娘娘”也和这位小时候去上海见过两面的远方的姑妈亲热有加……他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用上海话聊天的，聊了两天上海那边各家亲戚的事就开始聊这边厂里的，聊着聊着竟聊到闹了几个月现在已告平息的那一连串强奸案，他们大概以为我是小孩子，又听不懂上海话，就没有避我，令我的耳朵准确无误地收获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信息—— 晚上睡觉时，舅爷搬到外面大屋的一张单人床上来睡（听说我那去三线修铁路的舅舅以前就是这么睡的），让外婆和舅婆睡在一起，我和“娘娘”仍然睡在老地方，当晚“睡前夜话”时，我忽然问起“娘娘”：“大民是不是强奸犯？” “小孩子，别胡说！”“娘娘”语气严厉地告诫我说，“这……可是个秘密，你对谁都不能乱说，听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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