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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是六岁，我开始识字了。 是“娘娘”的描红本上那些空心的大字吸引着我去认识它们的——似乎只有当这些字被放得很大时，一个孩子才会被激发起认识它们的愿望——我的启蒙老师正是我的“娘娘”——我所认识的头三组汉字分别是：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借着开始时的兴趣，我的字越识越多，贴在这一家大屋墙上正中部位的一张中国地图就吸引了我，在这张地图上成功地找到了我们所在的陕西省以及我们所住的西安市后，我的另一个兴趣就被调动了起来，继而又找到了我的出生之地成都，找到了母亲工作并死去的上海，并在上海附近的入海口上找到了外公外婆所在的崇明岛——也是舅爷舅婆的故乡，当然，我也很快找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它是最容易被找到的，因为用一颗很大的红五星标着呢！ 在“娘娘”开学前的那个星期天里，这一家人带着我到“军工城”的那片商业区逛了小半天，然后找家饭馆吃了顿饭，吃完饭又进“军工城工人文化宫”看了一场电影——那场电影的正片放的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好像又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军工城的人最爱放的就是从阿尔巴尼亚进口的电影，显得比父亲所在的地质队的人审美水平要高一些（他们就爱放样板戏、老国产片、顶多是一些老掉牙的苏联电影），那年头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式的话：“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代表着一般中国观众的诚实看法，你感觉“莫名其妙”正好说明人家的水平比我们高嘛！那天的正片我确实不记得了，但加演却还记得，因为正好就是“新闻简报”，好像说的是头一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上天，全国各省会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以示庆祝，看了两个省我就看出其中的规律来了，所以再往下，当字幕再写出一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不等意气风发的女播音员开腔，我就脱口而出那个省的省会城市的名字（这都是我在那张中国地图上自学到的知识）——譬如，“辽宁”字幕一出，我就说“沈阳”；“青海”字幕一出，我就说“西宁”；“广东”字幕一出，我就说“广州”……而下面所演的群众集会也果然是在我说出的城市的中心广场上举行……坐在我两旁的舅爷、舅婆和“娘娘”真是惊讶坏了，舅爷在黑暗中兴奋地说：“这个小举（鬼）怎么知道这些呢？”坐在前排的观众也回过头想看清楚这是怎样的一个“神童”，发现是厂里“总工”家的小亲戚就顺嘴恭维上几句，好像真是有其舅爷必有其孙外甥似的…… 在电影院里发生的这个小插曲，让这家人更喜欢我了，尤其是舅爷这个“大知识分子”，他已经完全把我当作一名“神童”和潜伏的“天才”来对待了，“娘娘”上学去了，舅爷便让我跟着他一起去上班，随他乘坐着他的专车到厂里去，就呆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交给我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我也果然不负其所望，一周之后，就跟他谈论起我对我国的两大敌人“苏修”和“美帝”的好感来了：提“苏修”是因为它的国土最大，说“美帝”是因为它的铁路最多。 由于对舅爷在“文革”初期所受到的冲击还心有余悸，舅婆在厂子里为人处事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用当年的时髦话叫做：“懂得夹起尾巴做人。”她知道我一个小屁孩整天在人家“总工办公室”里呆着——肯定不是个事儿，上上下下进来看见都不好，可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啊！怎么办呢？舅婆替我想办法了，她是这么想的：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和我玩在一起的小朋友，不就好办了嘛！ 我那当人事科长的舅婆是用一种典型的人事科的办法来帮我寻找新的小伙伴的。她查了一份登记表，将厂子里有六岁左右小男孩的职工筛选出来，再看看其中哪一个跟她较熟，最后选中了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工，她还是舅婆当年亲自跑到大连去招来的那一批女工中的一个，这名女工的丈夫也是本厂的，因患肝癌在前年去世了，留下一大一小两个儿子由她带着：大儿子叫大民，今年16岁，正在厂里的子弟中学读初三，还正好和我那“娘娘”同在一个班上；小儿子叫二民，今年正好6岁，跟我同龄，都是1966年出生的——舅婆正是冲着人家这个小儿子去的，下午快下班时给人打了一个电话，到了晚上，晚饭以后，就住在我家后面一幢楼的这名女工就带着她的小儿子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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