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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了，大年初二走亲戚，父亲提了些从野外带回来的山货带着我去给军工城的舅爷舅婆拜年，主要是感谢他们曾专程来常奶奶家看望过我一次，还给我买了两身衣服。没想到的是：此去拜年竟在无意之中给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寄居之地——舅婆是个热心肠，也是个在家里做惯了主遇事就爱替人做主的人，她当着我的面一点都不客气地对着父亲历数在去年夏天的那次探望中从我身上发现的种种不良现象：跟小流氓混在一起、捡垃圾、爬电线杆、吃无吃相（吃饭时爱吧嗒嘴）、说脏话（包括说河南话）……将之归结为恶劣环境对我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严正指出：“子不教，父之过。你这么不管不教的，他那在九泉之下的娘——我们那可怜的短命的外甥女怎么放心得下呀？！你们俩恩爱一场可就这一个孩子啊！”父亲面红耳赤自我检讨说：主要是自己本职工作老出野外的特殊性搞得老是不能守在孩子身边造成的。在这件事上，父亲自己没主意，又遇上了一个永远有主意的人，于是，一个新的养育我的方案便在舅婆的口中出台了：“你就把索索交给我们吧！我们来教育！”当晚，父亲吃完晚饭离开时，我就被留下了，当时说的是让我先住几天，适应适应，等到年后父亲又要去野外时再做最后的决定——结果，也只能这么决定了，因为父亲自己也拿不出第二套可供选择的方案（他曾动过让我重返“红色摇篮”保育院的脑筋）。 我就这么来到了军工城——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它是由四个分别叫做“长江”、“黄河”、“秦岭”、“华山”的大型军工厂以及职工福利区连成一片所形成的一座新城，距西安有上百里远，是西安附近最先形成的一个卫星城。舅爷舅婆都是在其中最远的那个“秦岭机械厂”工作的，舅爷是建国之初就从上海迁来这里的建厂元老，现在厂里担任总工程师。虽说前几年“文革”闹得最凶时也曾受到过一点冲击，但随着局势渐趋平稳（毕竟是军工企业嘛），他又变得重要起来，每天上下班时都有专车接送。舅婆在厂里干得也不错，是共产党员、人事科长，当年她跟随新婚不久的丈夫从上海迁来这里时，还是一名普通的女工，她是从连年劳动模范这条路上一步步干上去后被提拔为干部的。他们的家就安在“秦岭机械厂”一片很大的家属区的一幢楼里，那楼是五十年代建的苏式楼房，家中有着一儿一女：儿子去年初中毕业就跑到“三线”修铁路去了，女儿尚在读初中，所以，当我来到他们家的时候，没有见到那个我该称做“舅舅”的儿子，而只见到了他们的女儿——他们让我把她叫“娘娘”（上海人的叫法：也就是“姨姨”的意思吧），我就这么叫了。 初来乍到，让我心甘情愿留下来的一个原因是：这位并不漂亮但却十分洋气（我是拿常红做对比的）的“娘娘”利用寒假在家的时间带我去逛了一次“军工城”——住在西安城里的人将这一大片统称为“军工城”，而这里的人自己所说的“军工城”却指的是四厂交汇处所形成的那一片很热闹的商业区，她领我去了那里，先是逛了一个大得让人眼花缭乱的百货商城，在坐落其中的新华书店里给我买了两本小人书，然后到隔壁一家叫做“军工城工人文化宫”的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是阿尔巴尼亚拍的《地下游击队》——那可真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啊！ “我代表祖国和人民判处你死刑！”——这是我们那一代的孩子打小就会说的一句话（多用于相互之间玩打仗的时候），这正是这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是一名地下游击队员在地拉那街头暗杀一位叛徒时所说的话，然后“啪啪”两枪，放了就跑…… 真是太过瘾了！ 我生活的某一部分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改变：每天起床之后（通常是舅爷舅婆上班走了我才起床），我在“娘娘”的要求和监督之下，除了洗脸，还须刷牙，从镜子里看，我那从来不刷的小黄牙还真给刷白了。然后开始吃早点：通常是一杯热牛奶或一杯麦乳精、一个面包或一块蛋糕——在常奶家，点心是绝对的奢侈品（所以她才背着我偷着买给常红吃），在这里却是被当做每天的早点的，而饼干桶里的饼干也是可以随便打开取来吃的，断不会有人骂你……我回想起常奶家的早餐是玉米面糊糊就咸菜，我家的早餐是大米粥加煎鸡蛋，而这里则是牛奶面包——早餐标志着三种不同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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