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这么想过，可乡领导说我的思想认识有问题。人头费砍下来了，办学条件好了，学生多了，如果再想增加人头费那就太难了。乡领导说，人头费是国家给的，即使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能砍下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在保持人头费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办公经费。”

　　“我明白了，已经得到的就不能放弃，没有得到的还要努力争取。”

　　“是这个意思，您不愧是市里来的领导干部，一听就明白。您一定要帮我们争取增加办公经费，让学校的办学条件再上一个新台阶。”

　　告别黄校长，我的调查报告有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教育经费的内部结构比例，将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防止国家教育经费流失，杜绝滋生腐败的温床。

　　失学少年朱同一家的遭遇为我的调查报告提供了第二部分的素材。那天下午，我和乡办秘书小白正往王家坡小学赶，走在深山老林中，忽然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枪声。枪响后，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从二十米外的地方蹿了出来。少年手提一杆猎枪，像只豹子，动作异常敏捷，连蹦带跳地向前冲去，在树林中时隐时现。我和小白跟着少年跑，大约跑了百十来米，少年站住了，举枪就要射。在少年的枪口下，是一只东张西望的小麋鹿。

　　“不要打！”我大吼一声。我知道野生动物是不能随便捕杀的，面对偷猎行为，本能地表示出强烈愤慨。

　　少年扭过头来，看到两个陌生人，脸上一片茫然。他最多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长得虎头虎脑，一身打着补丁的衣服透着寒酸。

　　“不能滥杀野生动物，你知道吗？”我走过去，大声训斥少年。

　　“俺不知道。”少年放下枪，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四五十米外的小麋鹿。小麋鹿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密林深处。

　　“你是哪儿的人？”我问，口气缓和了一些。

　　“王家坡的。”

　　“带我们去吧，我们正要去王家坡小学。”小白说。

　　“俺爹会生气的。”少年说。

　　“为啥生气？”小白问，“我们是乡里来的干部，你爹他不会生气的。”

　　“俺没打着东西，俺爹不让俺回家。”

　　“我们陪你回去，你爹不会说你的。”我拍了拍少年的肩头。

　　路上，我和少年边走边聊。少年很纯朴，毫无顾忌地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少年名叫朱同，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离开了学校。那一年，他爹把腰摔断了，从此卧床不起。他妈妈在一天清晨离开了这个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除了残废的爹以外，家里还有奶奶和妹妹。三四年来，他一直在山里打猎，一家人就靠他的猎枪生活。少年说他不知道打猎违法，也不知道不让打猎之后一家人怎样生活下去。

　　“想上学读书吗？”我问。我认为少年需要用智慧武装头脑，我就是靠头脑里的知识从井下跨进北大校园的。

　　“想，俺当年的学习成绩可好了，可俺进不了学校。”朱同回答道，“家里没有钱供俺读书，俺需要挣钱养活一家人。俺家到了。”

　　朱同的家是三间低矮的石头房，小院是用树枝和玉米秸圈起来的，一群土鸡在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寻食，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太太迎了上来。

　　“奶奶，他们是客人。”朱同对老太太说。

　　“快屋里坐。”老太太张罗着。

　　屋里的炕上躺着一个中年汉子，头发和胡须很长，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进屋后，我环顾了一遍房间，得到了满目凄凉的感觉。

　　中年汉子用胳膊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请我们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用机警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番后，问儿子：“同儿，是来要货的？”

　　“不是，他们是乡里干部。”朱同回答道，“他们要去学校，顺便到咱家里来看看。”

　　“有啥好看的？以后不要啥人都往家里领。”中年汉子的脸阴沉下来。

　　“知道了。”朱同回答道。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我是乡里的秘书，这位同志是市里来的讲师团队长，到你家来是抬举你。”小白发火了。

　　“俺不需要抬举，想买山货俺欢迎，不买山货来干啥？”

　　“买山货，买啥山货？你知道不，随便猎杀野生动物是违法的。”小白不依不饶。

　　“杀野生动物违法？不搞点山货卖俺们吃啥？让俺们一家老小饿死就不违法了？”中年汉子并不畏惧权势，他要争自己的生存权。

　　“小白，我们先走吧。”我拉起小白往外走，和一个端着一碗水的小姑娘差点撞在一起。

　　“叔叔，你们要走吗？”小姑娘问。她的眼睛大大的，明亮得像两颗宝石。

　　“是啊，叔叔还有事。你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朱桃，”小姑娘答道，“喝了水再走吧，奶奶刚从井里打出来的，可凉了。”

　　我接过碗喝了一口，凉得冰牙，又连喝了几口，把身上的燥热去掉了不少。

　　“像他们这种情况可以得到救济吗？”出了朱同家，我问小白。

　　“估计得不到。”小白说。

　　“为什么呢？总得给他们找条活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