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讲开始前的那天早上，我忽然有了一种临战前的激动和紧张。在队员们的一致推举下，由我来打头一炮。我准备的讲座题目是：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在县政府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大礼堂里，横幅挂上，主席台摆好，灯光打亮，一派隆重热烈的景象。原定八点半开始的讲座，因为县委书记没到只好往后推。九点钟的时候，书记的秘书来了电话，说书记要到市里开会，不要等他了。

　　我和小分队成员精神抖擞地跟在教育局局长的后面上台了，听众有百十来人，其中包括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局长小声解释说，很多学校离得比较远，听讲座的人会陆续赶来的。局长用热情洋溢的开场白介绍了讲师团的意义和小分队的每一个成员。十个成员坐在主席台上，在局长介绍时，一个个依次站起，像被展览的动物，下面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隆重和冷清，激情和麻木，在台上和台下交织着，使我觉得眼前的场面有些尴尬和滑稽。

　　在中午吃饭前，我向在座的各位描绘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美妙图景。可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教育，我既没有亲身经历过，也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所用资料全部是摘抄的，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还能理解这些成了我讲座内容的东西。至于这些东西和听众有什么关系，他们相信不相信，我就不得而知了。会场上倒是安静的，没有人来回走动，只有我浑厚的男中音在礼堂里回荡。但是，听众的木然表情犹如一堵冰墙，在不断稀释我的热情，使我感到索然无味。当我终于讲完时，身边的讲师团成员首先鼓掌，会场上接着响起比开始时稍微热烈一些的掌声。我好像经历了一场煎熬，暗松了一口气。

　　我的头炮没有打哑，使讲师团的其他成员备受鼓舞。中午，县里为来听讲座的人提供了免费午餐。大锅饭，大盆菜，自助式的，各取所需，山一样高的馒头，海一样汪洋的菜，被百十来号人一扫而光。我吃惊地看到一个干瘦的中年人，一次取走了八个馒头，而且全部咽进了肚子里。回想起我当矿工的日子，好像也没有如此肚量。

　　吃过午饭，下午一点半接着开讲。下午的讲座由县教育局副局长主持，不知是副局长的威信不够高，还是中午的饭撑坏了一些人，快两点的时候，礼堂里才稀稀拉拉地坐了五六十人。副局长没有感到任何不正常，大模大样地主持起来。主讲人是学图书馆专业的女才子，在市机械局劳资处当主任科员。她大谈图书馆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作用，放言说，如果每所学校有一座藏书在十万册的图书馆，就不愁培养不出人才来。女才子的话有道理，不过她的全部观点都是建立在假设上，因为是假设，所以激不起听众的热情，给予她的掌声要比上午的稀落得多，搞得她有些灰溜溜的。

　　第二天上午的讲座，是由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主持的，在主持人比预定的时间晚半个小时宣布讲座开始时，礼堂里竟出现了片刻的寂静。台下只剩下二十来人，这个时候谁要是不知趣拍起了巴掌，肯定是不怀好意的，分明是想嘲弄谁。我作为分队长，脸上有一种发高烧的感觉。按照市里的部署，宣讲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可现实情况让我们有讲不下去的危险。我不知该不该叫停，面对寥寥无几的听众，对主讲人来说多少是个打击。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主持人已经做了简单的开场白，接着就开讲了。主讲人是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助理研究员，他用浓重的川味口音，大讲如何看待早恋问题。他的讲座中带有大量的数据，似乎是一个研究报告。虽然听众人数不多，但还是有人在拔萝卜——悄悄溜号。好在主讲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大，不管听众是一个人还是一百个人，丝毫影响不了他的情绪。他似乎一定要让人明白，青少年早恋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主讲人眉飞色舞的时候，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听这样的宣讲，别说是偏远地区的教育工作者了，就是我这个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都觉得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这叫什么事儿，让人家丢下手里的工作，教育局还要拿出大把的钱，听到的却是不着边际的东西。这种宣讲，包括昨天我讲的，对人家的实际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事为什么还要热火朝天地干呢？我的头变大了，看看左右的成员，脸上虽然挂着一本正经的表情，但眼神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困惑。我是个有良心的人，是个有价值的人，这种宣讲不仅让我感到尴尬和滑稽，而且感到十分荒唐和无聊。

　　中午吃饭的人数比听宣讲的多了两倍，教育工作者们对饭菜的关注要远远超过精神食粮。依然是山一样高的大锅饭，海一样汪洋的大锅菜。吃八个馒头的那个干瘦男人端着饭菜坐在了我身边，在坚持听宣讲的人当中，他起了表率作用，从来没有拔萝卜。

　　“宋督导，我向您提个建议，不知行不？”八个馒头说。

　　“当然行了，欢迎您提任何建议。”我真诚地说，解除精神上的折磨是我们共同的需要。

　　“我琢磨着这宣讲活动不能再搞下去了，县里通知说要搞一周，我劝您下午就收摊吧，估计没有人去听了。”

　　“为什么不愿听呢？”我希望听到他的心里话。

　　“听那玩意儿有啥用？俺们想啥你们知道不？”

　　“不清楚。”我摇摇头承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