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天没接到“孩”的电话。我们姐妹们把自己的情人或老公称作“孩”，常说我们家的“孩”怎么样怎么样。我称我的“孩”为“宝”，他称我为“贝”，这是我们的昵称。

　　那封化名的告状信投递后白佐后悔了，那晚把初雪凌辱后他更后悔了，那天对省监察委的同志发难后他更加后悔了。半个月来他整天恍恍惚惚，紧张恐惧，像当了告密者，当了叛徒，当了逆臣，像一只犹斗的困兽惶惶不可终日。

　　天津车站上车的人不多,列车停靠十五分钟后就离站了。有人敲了一下门，女列车员出现在车门口，身后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涂油抹蜡，西装笔挺，红皮鞋，拎着一个贼亮贼亮的皮箱。他皱着眉头，打量了一下包厢，用浓重的广东腔朝列车员说：“搞错了吧！”

　　车在远郊的一家宾馆前停下，两位处长和白佐分别下了车。周围灯光暗淡，大堂的灯光也不怎么明亮，白佐虽然没来过，但早已听人说过这个地方。他手下有两个处长也曾因其他单位领导出了问题，受些牵连，被“双规”在这儿，这气氛与他们回来所描述的十分相似。

　　列车奏着欢乐的乐曲驶进江城火车站时已是晚上八点，灿国大哥早就站起来收拾行李物品。我坐着没动，我只有一个旅行包，没什么好整理收拾的。我在考虑，我今晚该住哪儿？我是第一次来江城，过去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宝不让来，他怕我来会暴露。

　　白佐听见有嘈杂的脚步声，他微微地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输液瓶、橡皮管；接着看见王副院长穿着白大褂走进屋，王副院长身后跟着个同样穿白大褂的护士；接着他看见他妻子叶淑珍向王副院长迎上去，那个护士神色张皇起来，突然转身向门外走。

　　一到单位，先围上来的是大姐、三妹、四妹、五妹，我们五人紧紧地抱在一块儿，大家都噙着泪花。接着是同事们围上来，问长问短，我说也说不清。最后马兴过来了，把我带到中心主任办公室。主任告诉我，南海省来了三个人，要问我一些问题。

　　吃过午饭，白佐送灿国上车，车就停在小学校前的空地上。短短一天的接触，陈灿国给白佐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另类的人，他既不同于当今时尚的青年，又不同于时下暴富的老板，这是一个土洋结合、中西合璧、新旧相融的新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