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协力(8)

　　筹资失败后，霍格感到很沮丧，他开始问自己究竟在中国做什么。他很孤独，他想念和异性的交往，最糟糕的是他一直被这样的疑问纠缠着：他到底有没有，或会不会属于中国？他后来写道：

　　也许是因为我想有个妻子，也许是因为我消化不良，也许是因为咖啡喝完了，也许是因为纽约办公室给我寄来的治疗沙眼的磺胺类药片服用过量了……总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很怀疑我在这里存在的价值。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国家作战或是坐在某一架轰炸机里向德国发起猛攻呢？合作社和为了保护北非、所罗门群岛或顿河现在正在打的战役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只想回到学生时代去。

　　在和聂荣臻进行了长久的关于合作社的讨论之后，霍格在那年9月被召到八路军的流动总部去会见聂的上司，朱德总司令。要找到一个几乎每夜都换落脚点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要渡过黄河，因其频繁的洪灾水患而被称为“中国的伤心河”。

　　黄河西起青藏高原，流经9个省，最后注入渤海湾，全长3750英里。河水每年都要从高地携带几亿吨泥沙冲入平原，使河床升高，引发了周期性的洪灾。但霍格与这条世界上最伟大的河流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所见到的只是一团浑浊的泥水流过筑了堤坝的牧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一条狭窄的河流居然会把日本人吓退，从开封一直到内蒙古，真令人难以置信。”

　　要与这位领导解放军在1949年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见面，黄河还不是路上唯一的障碍。在一位司令官（参加过长征，曾在巴黎和聂容臻、周恩来一起学习）的带领下，霍格还要穿过一条被日本人重兵把守的路。这条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将北方生产钢铁、煤的地区和南方盛产粮食的地区隔断了。为了阻止这两个地区人员、物资的往来，路上每隔一小段就设了要塞，路边还建了设防的村子。村外的一大片地区变成了自由开火区。

　　除了司令官外，和他们同行的还有15名游击队员、40名学生和一个工程师。他们在路上发明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暗号系统。他们静静地穿过了遭到严重破坏的村子，沿着满是石头的河床走着，经过了没有一头牲畜的牧场。每半小时休息一次。耳语般的命令从上至下传递着：不要咳嗽……告诉赶骡车的人别点他的旱烟……让牲口别发出这么大的噪音。

　　在黑暗中，霍格丢失了那条驮着他的被褥、打字机和相机的骡子。队伍停了下来，等着游击队员冒着被日本哨兵发现的危险帮他找那头走失的骡子。在他们头顶，一面日本国旗在哨所的上空迎风飘扬。如果日本人发现了那头骡子或听到它的嘶叫，就会打开探照灯用机枪扫射。半小时后，他们找回了那头骡子，还顺便带回了一卷日本人的电话线。到达那条大路后，他们猛冲了50米，成功进入了远在另一边的乡村。

　　朱德是毛泽东另一位曾留学欧洲的将领。他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学习过，像聂荣臻一样，他也得到过周恩来的照顾，后来在一所苏联军校受训。1909年他便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在滇军历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他是怎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无从知晓，但当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地道的共产党员了。

　　朱德最初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指挥官。1926年，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两年后，他带着他的南昌起义残部几百人与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队伍会合。他成为了毛泽东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也成为了后来红军的总设计师。因为他和毛泽东关系密切，他们两人经常被称为“朱毛”。

　　霍格在游击队地区待了几个月，和战士、将领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待遇，可能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他冒着生命危险返回中国，跨越日本人的防线才得以进入游击队区。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西方记者，可能会对他们的宣传起到帮助。毛泽东很巧妙地利用了外国媒体，并密切关注他们随后的报导。党内领导人也十分关注西方世界的想法和政策。他们常常和来访的记者们讨论国外对抗日战争的反应。聂荣臻和朱德都很清楚，霍格除了能写出对他们有利的报道外，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将他引向了合作社之路。那一年，也就是1939年，合作社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和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已经开始发展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