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协力(2)

　　但霍格没能找到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说古代的神灵圣化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入侵，那又是什么驱使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这一神圣使命时犯下野蛮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呢？即使是好心的香川博士也无法解答他的这一疑难。但在他接下来的行程中，似乎有了某种答案。

　　1939年2月，霍格坐船离开了日本，前往朝鲜。当时朝鲜是日本占领下的土地。在那里他坐火车北上，经过了满洲，当时满洲也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他没有暴露自己记者的身份，通关的时候，他拿出他的英国护照亮了亮就顺利过关了。3月份，他到达了北京。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迷人的古都，西面被群山环绕成半圆形。1939年开辟了四大城门，城内的街道是方形的布局。1949年北京解放后，为了交通方便，城门和大部分城墙都被拆了。

　　尽管北京是日本人占领的第一个中国的重要城市，城墙内却没有一声枪响。北京的郊区和外围乡村遭到了攻击，城内却安然无恙。然而战争却近在咫尺。八路军一直活跃在墙外几英里的范围内。美国作家乔伊·荷马回忆说，当他在离城中心几英里的颐和园品茶时，一场战斗恰好在几百米远的一座山头打起来。茶话会在枪炮声中继续着，没有任何人对它作评价。

　　在经历了上海和汉口的恐怖后，北京对霍格来说是个启示性的发现。这里的街道依旧是被日军占领前的热闹。街道上人群拥挤，小贩们用独特的叫卖声，或敲着小铜锣、吹着小喇叭推销自己的货物。每条街上都有孩子们爱看的木偶剧、动物杂技表演，还有挑着担、走街串巷的理发师。送水的用独轮手推车把水送到每家每户，常常在街上和黄包车抢地盘。在主要的街道上，摊主们和小贩竞争，他们卖的货物齐全，从笼子里的鸟到铁澡盆子应有尽有。在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有苍鹰卖，还有相机、收音机和旧西洋书。一到公共节假日，许多居民就出来放风筝。几片彩纸、几根竹签子就能做出各式各样的风筝来，有动物的、脸谱的、抽象图案的……高高地飘在空中。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某些地区的鸦片馆重新开张。有时候一些欧洲人也会和中国人一起在这些没有窗户的阴暗的房间里，躺在长凳上抽着一管又一管的鸦片。或者因为太忙，或者因为顾忌到华盛顿或曼彻斯特的编辑会撕掉这样的文章，霍格没有写关于鸦片馆的报道。

　　日本人对北京进行了谨慎但严密的监控。每个城门都设有检查站，白天有日本兵把守，夜晚关闭。因为怀疑被日本人监视，霍格和英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并得到邀请和一位外交官共进晚餐。美联社驻中国的记者哈尔多·汉森是另外一位客人。谈话的内容转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野蛮行径及猜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大家尤其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日本兵在南京犯下了杀人不眨眼、奸淫妇女的滔天罪行。

　　在他的《人性的努力》一书中，汉森指出了最明显的解释是日本军队在经历了上海90天的激战后，兽性从极大的精神压力下释放出来。在从上海到南京的180英里的进军途中，他们对沿路的平民也同样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凶残的暴行。

　　当时移居北京的外国人当中有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结论，即日本军队的兽行是日本政府未宣布的全面毁灭中国政策的结果。这一作战命令的目的不仅要摧毁中国的军队，还要通过大规模屠杀平民和炸毁他们的家园、工厂、教堂、学校和医院等设施来挫败整个国家的士气。日本人似乎相信被凶残的暴行所吓倒的国家就可以被打败。这个政策所涉及的一个办法就是向日本士兵灌输这样一个想法，即中国人是永远也没有希望达到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的半野蛮民族。这样的想法当然也成为他们后来继续屠杀中国平民的原因之一。

　　这次晚餐还为霍格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哈尔多·汉森向他提供了在美联社做特约记者的机会，霍格愉快地接受了。他在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的工作从此也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