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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编辑记者们形象地将此称为“剪尾工程”。很快头一拨二十人的“剪尾”名单就出来了。虽说“倒排队”有章可循，报社明文规定是按照各人的工龄、社龄、工作量、好稿量、出勤情况、差错率、工作态度和工作表现等等来衡量，用一句话说就是淘汰能力弱的和工作经验少的。可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这些标准在操作中又是如何具体掌握和执行的，何况所谓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表现”本身就不是多么客观的标准，而这两项偏偏还占了很大的分值，因此其中的弹性和水分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 虽然大家心有不满，但却很少有人说出来，更没有人敢站出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名单是上面确定的，轮到谁就像是中彩，不过不是什么好彩，而是一个倒霉的彩。 报社出于尊重个人隐私，这份名单并没有公布和张贴，“榜上有名”者都是分头接到通知的，因此更让这件事显得神秘莫测和捉摸不定。大家看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接到通知，就像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中弹倒地，难免有点兔死狐悲的心惊。没接到通知的人同样是心怀忐忑了好一阵子。到最后有幸没被点到名的甚至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 这一次“剪尾”辐射面很广，各处室均有人进入名单。而这些被圈定的人其实也并非个个都是能力弱的和工作经验少的，其中不乏一些能力很强工作经验也很丰富的人，如果不是上了“黑名单”，谁也不会想到会“清理”到他们。普遍的猜测是这些人很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得罪了领导，至少也是让领导不喜欢和不满意，所以领导正好趁此机会将他们剪除。 据报社的民间报道，那些被领导请去谈话的人也是表现不一，有的就像落入国民党之手的共产党员一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一句示弱求情的话没有，反过来还责问领导，把领导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有的清高傲慢，根本不屑和领导多谈，一进门就拍出了辞职报告，明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有的曲线救国，拐弯抹角搬出有权有势的人物来说项，据说甚至有级别很高的大领导给报社打来电话，让报社领导十分为难；有的一上来就低头服软，给领导送礼，对领导说好话，在领导面前痛哭流涕，恳求领导留下自己；有的扯出自己的同事甚至朋友作比较，谁谁谁还不如我呢，甚至爆出惊人猛料，向领导揭发谁才是真正应该清除出队的……每一天报社都在上演着精彩的戏剧，而且花样翻新，热闹异常，时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到这个时候大家好像忽然都意识到报社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单位，平常有意见有牢骚，但骂归骂，真是到了被点名走人的时候还是失意和失落得不得了。被领导请去谈话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是面容忧戚，神情抑郁，只有极少数人满腔怒火，愤愤不平。他们中的大部分进了领导办公室都是门窗紧闭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有的人一次谈不完还要再谈二次三次。领导的原则是要做通每个调离者的思想工作，要让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离开，不希望他们赌着气走，更不希望他们因为心中的不平而做出一些对报社不利或者是让报社不好面对和不好收拾的事。正是基于这种领导们认为是“人性化”的考虑，“劝走”的工作做得既耐心又细致，而且“剪尾”的速度也放慢了。据说此举还将长期进行下去，并且逐步建立一个淘汰机制，以便和在竞争中求发展的大背景相适应。据报社消息灵通人士传言，徐达痛下决心，要将报社人员来一次彻底的“净化”，他决定拿出两到三年的时间，先做三期试点，淘汰比例约在百分之十五左右，也就是说在今后的两三年间日子并不安稳，还将有六七十人被通知另寻出路。那些刚刚庆幸自己躲过一劫的人立刻又惶惶不安起来。 然而，这个“竞争上岗”的计划最终还是没能进行下去，“淘汰机制”也未能顺利建成。就在“剪尾工程”开展了大约一个多月，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人事处副处长老瑞被司机兼电工小江殴打，致使这项计划匆匆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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