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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中本质上是个粗人，喜欢谁讨厌谁都做在明面上，从不遮遮掩掩，也不怕别人非议。他赏识沈旭东，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有什么好机会都拿出来给他，三年当中连给他提了两级。要不是温伯贤跳出来反对，他还会一手把他提拔成副总编。 当时报社正缺一个抓经营管理的副局级领导，说白了就是坐这个位子的人要有本事给大伙挣上钱来。沈旭东在做记者编辑之外还做过广告、发行和通联，还曾在报社设在广东的发展公司常驻过三年，不管有没有挣到钱、那些钱是不是他一个人挣的，毕竟他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天时、地利、人和”算是全占了，连他本人都认为这个副总编的位子非自己莫属。可是没想到的是他的大学哥温伯贤公然站出来反对，毫不留情地对他提了一大堆的意见，列举了他在广东公司做砸了的一个个项目，怀疑这里面有出卖报社利益的因素，而且还提供了不少相关的证据。据说他这一手令报社高层十分惊讶，因为从来没有人派他去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这些证据。但让领导层不敢忽视的是温伯贤搜集到的这些证据与他们所掌握的某些情况竟然十分相符或大致相符，这也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了证实了他们原先掌握的情况属实或基本属实，也就是说沈旭东确实很有可能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此外，温伯贤对沈旭东的业务能力也提出了怀疑，直言不讳地批评他采写的稿件平庸，架子搭得很大却说不到点子上，文章条理混乱，文字粗糙，而且说的也都是别的媒体说过的话，缺乏新意。还说他不具备组织大型报道的能力，虽然他手上也出过不少反响不错的重点报道，但那些报道并不是他一人所为，而是全报社总编辑、分管副总编以及采编室人员齐心合力的结果。然而，有两次重大差错恰恰都出在他负责的采编室里，其中一次还是出在他当班期间，这表明他不仅工作能力不够，工作态度也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温伯贤还提到沈旭东有私生活方面的问题，比如他在广东工作期间与某歌厅小姐关系暧昧，还和某发廊老板娘走得很近，他甚至利用手中职权让这位发廊老板娘通过招聘的形式进入公司成为他手下的一名业务人员，后来迫于舆论才将她辞退。此事在当地新闻圈造成了相当不好的影响，一度被盛传某大报发行量在当地首屈一指就是因为大胆启用了“妈咪”作为发行人员，成为兄弟媒体的笑谈。温伯贤认为这件事玷污了报纸良好的声誉，给报社抹了黑，影响恶劣。据此他强调沈旭东这个人不可用，如果提拔这样一个人，一是难以服众，二也难以令人放心。于是沈旭东就被挂了起来。 沈旭东以为这已经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情，刘大中也早就向他打过保票了，没想到一觉睡醒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他带了重礼去找刘大中，心里打的算盘是盼望他能够力挽狂澜。可是刘大中却不跟他说一句正题，东拉西扯尽说些别的，眉宇之间全是慈爱和抚慰。沈旭东自以为也是很有政治素养的人，懂得刘大中的这套语汇包括他的身体语言，知道这件事至少眼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当然他心里也绝对清楚作为总编辑的刘大中不可能为了他去得罪作为副总编辑的温伯贤，孰轻孰重连他都明白，刘总这样风里来雨里去的老革命更加不会糊涂。 最让沈旭东难堪的还不是他没有当选这件事本身，而是他以为自己稳操胜券早在三两个月之前就自然而然地摆出了副总编的架势，现在忽然生变，他有种一脚踏空的感觉，好像一下子从高处跌落下来，而且摔得还很不轻。 沈旭东向来是个极好面子的人，心里的别扭劲儿可想而知。他很快就得知坏他菜的是温伯贤，心想自己与他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他为何要在背后下这样的毒手？真应了曹植那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恨透了这位学长，从此见面再也不理睬他。沈旭东本来就是个得理不饶人的厉害角色，又自负地认为自己在报社里是少有的通才，再仗着老岳父也是个当官的，家里有点背景，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他利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向上级和同事揭露温伯贤的“丑恶嘴脸”。不过因为温伯贤刚升任副总编不久，不在提拔升迁的当口，所以他的重拳出击对他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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