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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每一公社下辖数个生产大队,再下面就是按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和核算单位,组织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并“按劳分配”,发放劳动成果。 江西农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普遍推行双季稻生产。但因为属于偏冷型的亚热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温暖期比较短,所以每年春暖之际,要尽快地把早稻秧苗插下去,以获得足够的水稻生长期,才能有良好的收成。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插季节的劳动,是分秒必争,极其繁重。 到叶家村后不久就开始了春插农忙。我们也与当地农民一样地出工、收工,参加生产劳动。挑担、拔秧、插秧、锄地、砍柴、挑水等农活,对我们都是新的挑战。农民们挑着重担在田间小路上健步如飞,可我们连空手走路都会滑下水田去。但由于努力,我们适应得很快。 在江西的上海知青,都经历过水土不服阶段。到农村后不久,全身长出了很多红点,像疹子一样,很痒,然后就转化为水疱,破了以后就流出黄水,痊愈后不久,又长出新的疹子。这样地长好了又发,断断续续,要到两年后才会适应。记得我有一次回上海,去公共澡堂洗澡。那里大伙都是赤身裸体在冲洗,旁边那个不相识的小伙子,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着我。我问:你下放在江西的吧?他点了下头,说:你也是吧?我们会心地笑了——我俩全身都是点点斑斑,疤痕累累。这是上海人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铁证。 我少年时很害羞。一次,西塘大队组织上海知青们学习,每个人都要发言,谈思想体会。我勉强才开了个头,就脸涨得通红,说不下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何红根笑话我:“来自大上海的,怎么连在大众场合下讲个话也不好意思?” 小谢是我们的带头人,他能言善道,长于外交。我比较木讷,但工作踏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表现——三十多年后我故地重游,当地农民都还记得我,众口一致地说,小刘是最“吃嘎”(好)的,舍得累,吃了“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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