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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我修崔教授第一门课时，徐宁在投诉他，他有压力，为要拉拢我，对我也就没有太为难，那门课给了我B的成绩。 这低于我的目标，但能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成绩，我就够满意了。 在徐宁离开后，她投诉案的调查也就中止了。天下似乎是太平了，崔教授逐渐地也就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我修完了基础课程后，开始上他的专业课。在接触过程中，他对我态度越来越恶劣。过去徐宁对他的许多指控，那时听起来难以置信，却身临其境地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上他一门国际管理课，那是MBA硕士课程。他说我是博士生，除了要与全班一起参加考试外，还要再写一篇学期报告。这也是合理的。可美国教授一般对学生的学期报告的内容只有一个大致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去发挥。但崔教授却规定要先有一个课题大纲（Topic Proposal），而且要在大纲得到批准后才能正式写这个报告。 为了早日得到他的批准，我积极地去图书馆查资料，阅读有关文章，忙碌了两个星期。最后，我终于完成了课题大纲。在一次下课后，我就把大纲交给了他。他仅是瞄了一下标题，就把它朝我一扔，就否定了。他要我回去修改，并就此发表了一番议论。我按他的意思改完后，再交给了他。他看了第一个句子又是驳回了，这次他全盘否定了这个题目，也否定了他前次发表的意见，他要我重新选择报告题目。 我又去图书馆寻找资料，重新定题目，第三次我将一个新的课题大纲交上去，他当场看了一下，又是不满意，当时就打回来了。就为那个报告题目，我与他来来去去，整整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仍得不到他的批准。每次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交给他后，他就是草草看一下，评论一番，就退回来，要我重做。 后来我明白了，我这么一次次地把课题大纲交给他，再聆听他的口头教诲，是不会有结果的。应该以书面交流。我又完成了大纲，直接放入他的办公室信箱。那样，他先要阅读完书面报告，才能发表高见，而且是书面的。那样，我起码也有了证据，证明我在不断努力，而且他也不能口说无凭地任意评论。 他果然又把我的课题大纲驳回了，上面一堆批评语，还是不批准。就这样地，我前后给他交上去了四个大纲，每一个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结果都被他否定了。退回的材料上甚至留下这样的书面评语：“你可有两种选择：或是按我的要求完成报告，或是按你的想法随便写个报告。一切在于你了。” 不满之意跃然纸上。 已近学期末了，我竭尽全力，却连报告的题目都无法得到通过，实在急得没有办法。最后，我还是以一个被他否决的大纲为基础，完成了学期报告。我没敢当面交给他，而是留在了他的办公室信箱。 崔教授批了我的报告，分数是59分，一个不及格的成绩。我的课堂考试分数在全班上应该是最高的，或最高的之一。因为这个报告，我的最后成绩是C，这还是我最大努力的结果。这是我的第一个C，我感到无助、无奈。 他对我是很不客气：“你不适于读博士，你不属于这里。”更还威胁性地说：“我在考虑，是否要向系主任建议，中止你的研究生资助。” 在那个时代，中国学生能够在美国读书，完全是靠学校的经济资助。如果我的奖学金中止了，那不仅无法继续学习，连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都会断绝。我本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博士读出来的，那时觉得像一只过河的卒子，都没有退路了。 因为我还有授课任务，工作和学习极其繁忙。可是，我知道崔教授难以对付，所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他的课程上，即使如此，仍然无法得到他的满意。我每次受挫后是加倍的努力，可再次努力带来的还是挫折。我受到他经常性的批评，我听着他带侮辱性的语言，心中压力越来越大，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我在愤怒之余，还是尽力地躬身反省。是啊，我很努力，可仍未得到崔教授的满意。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或是他故意在整人，或是我的水平太差了。可如果说是因为崔教授的刁难，他与我前世无仇，今世无怨，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第二种情况，一定是我达不到博士所要求的学术能力。 要承认自己的无能，那是痛苦的。 可事实即使残酷，我也不能不面对——那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自信心正在被逐步摧毁，那才是最可怕的。 国际商学专业还新来了个教授，泊萨博士，是教国际金融的。他起初对我挺友善，可后来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甚至是刁难。我修他的国际金融课，期中考试的结果出来后，他把考卷都发还给学生，我的成绩是A。但期末考后，我的最终成绩却是C。我觉得我那一次的考试也还不错，就去找他查询考卷。他说考卷是他的财产，不能还给我。 我忍气吞声，但心里却明白：他期中考的试卷都发还了学生，为什么期末考卷就不能呢？他这是有意整我，可我又没有得罪过他呀？唯一的解释是崔教授的影响。因为泊萨也是刚来，他要与更资深的崔教授搞好关系。 学校规定在校研究生的平均分数不能低于3.0（即B的成绩）。如果不是因为我其他课程的分数还较好，学业都可能要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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