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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我又遇到了另一国际商学博士研究生徐宁，一个挺秀气漂亮的中国女孩子，思路敏捷，善于谈吐，看起来就是女强人类型。她毕业于北京经贸大学，在一所美国大学拿到MBA学位后就来读博士了，她已入学两年了。都是中国人嘛，初次见面就感到亲近，而且她为人很热情，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建议。我们很谈得来。 那时我人生地不熟，就急切希望能从徐宁处了解情况，她也很乐意地向我作起介绍。听起来，总的评论还是不错的。但当谈到崔教授，徐宁就表露出极大的不满。他自负、固执，有极度偏见，而且对她进行种种刁难。 有些事情乍听起来都是难以置信，但我已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了。我告诉了徐宁我与崔教授的初次接触，她告诫我要小心，说崔教授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那次谈话后，她又多次向我倾诉。她与崔教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她忍无可忍了，正式向商学院领导提出投诉——她指控崔教授歧视女性、对她不公正的待遇。她说崔教授由于历史原因（指朝鲜战争中，韩国与中国是交战国），特别歧视中国学生。 在她提交正式投诉后，商学院就成立了一个由行政、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此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在听取原告、被告和第三者证人的证词后，要作出裁决。徐宁把我也列为证人之一，我所要谈的就是我与崔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以此证明他始终一贯地歧视中国学生。 那个学期，我正在修崔教授的一门课。一天下课后，他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去了，他见到我，就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两份学期报告，递到我面前。我拿起来一看，是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报告，作者署名都是徐宁，但一个封面上注明是崔教授的课程作业，而另一个上则是奈教授的课程作业。 “徐宁投机取巧，把同一报告当做两门课的作业，这就是学术不诚实，”他洋洋得意，“居然还要控告我，现在证据确凿，她已是本性暴露无遗了。”至于他与徐宁的冲突，他说，根源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徐宁是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把对她学术的批评看成是人身攻击，这是他在反驳徐的指控时一再强调的。接着，他又告诫我，在学习上不能像徐宁那样取巧。 崔教授话头一转，又提到了另一中国学生孙小彬。他主动向我解释，为什么孙上学期在他课上只拿到C的成绩。他说：孙之所以得到这个成绩，主要是他的程度太差了。 孙也来自中国大陆，我的朋友，是营销学专业的博士生。但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猜想，他以为我已知道此事，才主动提起解释，以说明他没有歧视中国学生。其实我在此之前，只知道孙修了崔教授的课，也知道他对崔的不满，可并不知道他得到的成绩。 可是，当崔教授向我透露孙的成绩，那就是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是严重违犯了学校的政策——其实，孙小彬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我们后来一起修过国际营销学的课，发现他学术上很出色，他后来在事业上也是极为成功的。 最后，崔教授又一反过去对我的冷漠和敌视，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亲切和蔼地告诉我，今后在学习上有问题，可以尽管去找他，只要我认真，努力，他一定尽力帮助我完成学业。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几乎是感激涕零了。 我当然明白，他在拉拢我。但他已达到目的了，因为我也有私心，要保护自己。那次谈话后，我就没有出席听证会。我没有勇气和盘托出我们首次见面的对话和我对他的看法。 事后不久，徐宁被迫离开了宾州大学，仲裁程序也以她撤回投诉书而结束。我最后一次与她见面时，她脸色苍白，似乎憔悴苍老了很多，可还是显得很坚强。对于徐宁，我深深感到内疚。我太软弱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提供她所急需的支持。 会计系的玛克奈尔教授也是仲裁委员会成员之一。是我后来修她课时，她偶然提到这一事件，她相信徐宁的指控。起初，我以为她在感情上站在徐宁一边，是出于女人对女人的惺惺相惜。可我后来又有机会与商学院副院长谈到此事。他主持了徐宁投诉崔教授的听证会。他也觉得徐宁的指控可信，但因为有不利于她的证据，听证会的决定将不会支持她。在此情况下，他就建议徐宁撤回了投诉书。 ——美国高等学府实行教授治校(Governance by faculty)，在那种自下而上的教育制度中，教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行政无权干预学术。在学术自由的名义下，老师按自己的意思决定教学内容，课本采用、考试形式和内容，也按自己的标准评定成绩。当我还是研究生讲师时，就已享受到任课老师所拥有的那种有很大随意性的权力了。 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创造百家争鸣的教学气氛，但它缺乏一个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得老师在师生冲突中处于绝对优势，除非学生提出不可辩驳的证据，这个制度都假设老师是正确的。所以，学生往往很难把老师告倒。 但在通常情况下，若是老师滥用职权，制度就很难充分保护学生的权利。所以，选择研究生导师是一项高风险投资。若遇到的是冷酷无情的导师，那真是给折磨得死去活来，很多年都无法毕业。 我刚进入博士项目时，就已得到前人告诫，在校园里遇上其他中国同学，若也是博士生，初次见面，轻易不要起问：“你已来几年了？”或“你还有多久毕业？”因为这可能会触及到对方的痛处，引起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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