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终于开出隧道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4月06日 12:10 

连载:人生落子无悔   作者:刘贤方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现在我是商学教授了,近年来回国,也常给一些公司讲授管理的课程。有次给深圳一大型零售企业上课时,谈到了员工激励,我是这么说的: 零售企业多半是简单、重复、枯燥的体力劳动。而且,这一行业高度竞争,公司也无法提供很好的薪水和福利。那么,如何留住人才,怎样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最有效方式是给予他们目标和希望。要通过教育,让他们把企业的前途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公司的高速成长也带来员工成长的空间,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快的晋升机会。

  其次,要使他们相信,个人目标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达到的。在战场上,如何使士兵勇往直前,战死沙场而不惧?靠的是赏罚分明。在商场上,如何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靠的是完善的考核制度和以业绩为基础的晋升制度。 多数人只要能够看到未来,只要觉得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就会有积极性,就能全力以赴,就可以为了将来而忍受今天的艰辛,甚至放弃眼前的利益。 切记,一个企业能在竞争中取胜,靠的是一群愿为企业拼命的员工,所以绝不要搞任人唯亲。要以企业的生存发展为重啊!

  我这番话是肺腑之言,来自亲身的体会,是经历的总结。在农村的九年漫长岁月中,我经受了生活的困苦和劳动的艰辛,体验了灵和肉的折磨,可我都挺过来了。我能够顽强不懈,因为有目标,并相信目标能通过努力而实现。 可到后来,在已适应了农村生活后,我反而觉得难以承受了,因为信心开始动摇,因为前途变得渺茫。那才是心灵上的煎熬啊!

  “哀莫大于心死”,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人若看不到希望,精神上也会变得软弱。我历历在目的,是一次送公粮的经历,那时我深刻体会到意识对感觉的巨大影响。 农村的每个生产队都要向政府交公粮,那年我们队是以蕃薯抵公粮。我们把成麻袋的蕃薯装上了拖拉机,拉到了临江镇公粮站,押车的是我与村里两个农民。可到那里后,才发现营业时间已过,公粮站关门了。货是不可能再拉回去了,只能卸下所有的麻袋包,堆在粮站前的空地上,要到第二天开门时才能再交粮。 这样地,就需要一个人留在这里看守,他俩脸上露出了难色,我就让他们先回去,自己留下来守夜。 事先没有想到要在外过夜,我都没有带行李。可那已是11月底,气温很低了,到了夜里更是冷气嗖嗖。我从麻袋堆中拔出一袋蕃薯,挪出了一人大的空间,我钻进去后,再拖过一袋蕃薯把洞口盖住了。在里面,我在地上垫下一个麻袋片,躺上去后,在身上盖上一个麻袋片,就这么睡了。 起先也不是很舒服,但我很快就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搬了一天的货,人太累了。我一直睡到天亮后才醒来,那一刻的感觉还不错。 可是,当我推开顶上的麻袋,从洞里爬出来,展望四周时,我呆住了:哇,昨夜好大的霜啊!地上、树上、屋顶上、麻袋堆上,全部是白花花的。 在那一刻,我感到悚然,有一种冷若冰霜、寒气逼心的感觉。那是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真是“千里冰霜脚下寒”。但这种感觉,在我没有爬出来看到外面时,却是没有的。为什么呢?

  ——突然间,我明白了,那其实也就是我农村经历的体验:我不了解自己的档案时,就觉的有希望,再苦也可以挺过去。可当我开始觉得前途暗淡,没有希望,就变得脆弱了。那样的日子才难熬啊!那样的生活才是苦海无边,那么地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了。 每天,我还是出工走在前,收工走在后,还是与乡下人打成一片。因为我习惯了那种生活,已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有如火车进入了高速行驶状态,即使没有牵引力,仍然保持着匀速前进。我已经麻木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76年。那年的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四人帮”就垮台了。终于,历史列车开出了长长的隧道,又重见光明了。本来我几乎是万念俱灭了,心几乎是干枯了,可这时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我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大通知:中国将恢复大学

高考招生制度。我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几乎一夜都没睡着觉。这一政策的重大改变,意义是局外人很难理解的——它实质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把翻过去的天又重新翻了过来。这是翻天覆地,也改变了多少中国人的命运啊! 我看到了希望,我又有了目标。我重新激发起了勇气和力量,要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最后冲刺。 可是,多数上海知青已没有那种激情了。他们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在农村滞留多年后,唯一的愿望是回上海,“回家”是压倒一切的生理本能。那时流行说法是:“只要能回上海,即使扫马路、倒马桶,也甘心情愿。”人们会认为那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可上海知青的人生需求也已降到了最低点啊! 最后,知青大军返回上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在“文革”中一百多万上海知青去了农村和边疆地区,这一运动几乎触及到上海的每个社会角落,波及到每一居民家庭。下乡知青的境遇在群众中引起广泛同情,他们的安置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最后,上海市政府终于有了新的政策,允许上海知青回城。也就是说,他们只要仍在农村,就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上海户口,在那个年代,就是无价之宝啊!绝大多数知青朋友都是借这个政策重返上海的。 ——但他们后来的境遇大都不是很好。那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人:在“文革”中,遇上了上山下乡运动,去了农村;“文革”结束后,又因学历太低,无法有较好的就业机会;在今天体制改革中,又首当其冲地承受了下岗的压力。真是差了一步,步步都差啊!也有考上大学,从而改变了命运的,可那毕竟是极少数呀!他们中许多人的现况,我感到痛心——在这一大变革、大动荡中,他们是社会代价的主要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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