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改变命运

　　那个时候，我仍在奋斗之中。但我终于明白了：光表现好是不够的，我必须有特殊贡献，我要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只有这样，我才有希望入党，只要能入党，也就能把这一局死棋走活。 我在农业生产上是一把好手了，耕、耙、犁都会了，挑担、推车都不比当地农民差，插秧更是一把快手。但这已不够了，我还要进一步掌握农业知识。 我就向贵修老头学习，他在村里年纪最大，也是本村人，不仅熟悉二十四节气等相关的农业知识，而且对当地的田地资源情况最了解。我常请贵修喝酒，虚心请教。一个上海知青，这么尊重他，他很有面子，也乐意传授经验。我们结下了友谊。 在生产队中，农民的劳动力和劳动技术决定他们工分的底分，所以他们要掌握技术活，但他们不是都很懂农业生产知识，因为生产队干部负责生产的组织与计划，他们才必须知道农业知识。 还有那些年纪大的农民，在集体化前是单干务农，所以还懂得农业知识。贵修就是这样的老农。由于他的认真传授，再加我的虚心学习，我开始比一般农民更懂行，也很了解当地水土情况。总之，我成为了一个比庄稼人更庄稼人的庄稼人。 我还一头扎进了科学种田的研究。上海的家人给我寄来了一些农业书籍。我白天在田头劳动，晚上收工后钻进蚊帐，凑在煤油灯下阅读。我是带着问题学习的，比如到了禾苗生产期，那是水稻最受昆虫威胁的时期，我就对照书本，研究各种昆虫的习性和防治方式。我也常在收工后，到田间去研究禾苗生长情况。很快地，我成为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农业小专家。 我虽然是生产队长，可一些农民起先并不重视我。在农务上有不同意见时，他们会说：“伢子啊，话到种田，你懂得几多哦？（孩子啊，说到种田，你到底懂多少啊！）”这是开玩笑，我也不介意。但不久，他们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我担任生产队长后，又到了春插季节。我们那里种植双季稻，春插的质量对早稻的收成影响很大，而早稻产量又占水稻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多，所以春插工作的完成对全年总收成举足轻重。我要有所作为，这是个关键的时刻。 当时农村在推广“合理密植”，也就是在插秧时，秧苗兜的行距要比传统的方式更密,每兜也要放更多根的秧苗。流行观点认为，田地若是肥沃，可以适当密植，因为土壤中的养分足够支持更多的禾苗。但田地贫，秧苗兜的距离就应该稀一些，因为土壤没有足够的养分。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田地若是肥沃，田里的禾苗会自己发兜（即抽条，长出多支苗来），最后结出更多的稻穗；可田地若是贫瘠,秧苗无法发兜，只能靠插下的秧苗长大后结稻穗。所以，贫瘠的田地就更是该合理密植。 当时尽管在推广合理密植。但在偏僻的山村地区，山高皇帝远，上面的政策很难有效地落实下来。我们村属田地贫瘠地区，就应该合理密植，但农民受保守传统影响，一直在私下抵制着。 我当生产队长后，就钻研起水稻种植技术。最后我得出结论，以我们的客观条件，合理密植才是提高产量的最有效途径，所以一定要推广下去。我召开了全村农民会议，宣传了合理密植的科学原理，并强调了落实。我也规定了惩罚性措施，插秧若达不到标准密度，就扣一天的工分。 在春插开始后，我发现插秧还是没达到密度标准。我若在场，大家都会顺从，可我若不在，却又是按惯例行事。刑不罚众，我又不能扣所有人的工分。最后我终于发现了，是贵修老头在作怪，他时常发牢骚，与我唱对台戏，而他又有威信，大家都听他的——他暗地在与我较劲。

　　我必须有个对策。要行之有效，就得杀鸡儆猴，我在暗中留神着。一天终于有个机会，我发现贵修领头插秧的那块田整个密度都不合标准，就跳上田埂怒气冲天，指着他破口大骂，又粗暴地把他拉上田头，推搡着，摆出一副要揍他的模样。自从前次在马家集打架后，老乡中已有我武功异常的传说，对我都心存一分敬畏。我又威胁要把他捆到大队部去。此时，可怜的贵修已吓得脸色发白，众乡亲们都为他求情，并承诺大家都会按标准插秧，我才骂骂咧咧地收了场，但还是扣了他一天的工分。 这一招还真灵。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作怪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春插工作，在完成的质量和进度上都得到了好评。 ——在2004年夏，我出国二十年后第一次去了当年下乡的农村，但贵修早已过世了。当回想起往事，我心情极其复杂：那到底是粗蛮霸道、忘恩负义，还是勇于坚持真理；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急功近利，还是在为改造农村的落后不遗余力？这些问题，甚至在今天，我也无法回答。但那是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很难以今天的价值观再去衡量过去了的历史。 在农忙接近尾声时，一件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却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处境。公社党委袁副书记，一次在下乡检查工作时路过我们村，看到大家在插秧，就下田一起干起活来。收工后，我们知青们就邀他一起吃晚饭。那个年代，吃的也就是粗茶淡饭。在饭桌上闲谈时，其他知青谈到了我与贵修老头的冲突，袁书记听后马上很有兴趣,把此事作为了上海知青坚持科学种田，与农村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典型例子。后来，公社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宣传和表扬。 那一年，我们队的早稻大丰收。农民咋也不明白，为什么从庄稼长势看，与往年差不多，可稻谷实际产量就是要多得多。那年我们春稻的收成超过了往年二季水稻的总产量，达到了“一季超全年”的目标。任何一个生产队，能达到这一点，都是了不起的成绩，而这发生在一个由上海知青当生产队长的地方，就更是一个奇迹。这样，我就成为了公社的先进典型，还成为县知青先进代表。 农民是最务实的，他们相信亲眼看到的，就对我信服了。自那以后，我的工作就顺利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