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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就是农历七月十五，也是马家村赶集的日子。那里离我们村十五里路，是地方上一年中最大的集市，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都会去赶集。那天，我们上海知青也都去了，因为我与小沈、小陈比较好，我们三个就相邀着赶早出发了。 马家村是一个有两百多户人家的村镇。我们到达时，集市上已是人流熙攘，热闹非凡。当地的习俗，到了赶集那天，附近的农民都会聚来，或是来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或是来买一些生产或生活必需品，或是像我们这样地来逛街。 我们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里，观看着周围的环境。那是村里一条主要的街，街的两侧开设着杂货店、供销社、面馆等好几家店铺。街道两边已经摆满了摊位和各种有待出售的农副产品，有水果、蔬菜、鸡蛋、鸡鸭、箩筐、扁担等。街上人群拥挤，大家你推我搡的。 我们在逛街时，还遇上了其他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个叫老葛的，长得很壮大，曾有过一面之交，又都是来自上海虹口区的，就更觉得近了一层。大家聊了起来，在面店里叫了小馄饨汤吃，后又新结识一些上海知青。 然后我们又去逛街了。走着走着，我与他们其他几个人走散了。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侧头一看，一个高个的陌生人，开口就是上海口音，也是上海知青。“你跟我来一下。” 我已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但还是跟着他走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追问了一句：“你是西塘大队的吧？” “是啊！” 我们已到一个偏僻空旷的街口，他停了下来。旁边的三四个陌生人围了上来。“你为什么要欺负他？”高个子上海知青随手指着其中一人问我。 “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哟，你还嘴硬！”一拳就过来了。我挡开了他的手臂，回手也是当胸一拳。他摇晃了一下。 “好哇，还敢还手啊！”一下子就扑上来了，我朝他的下巴，狠狠一拳，他仰天倒下去了。其他几个人就都扑上来了，我也拉开了架式与他们干起来了。我出手也很重，他们在后退了。 “这些人也真是不怎么样。”我心中想到。 就在此时，后脑勺感觉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力，我站立不稳，向前扑倒在地，翻身起来，看到那个高个家伙抡起一条崭新的扁担，又向我劈了下来——他是从旁边一个卖扁担的农民那里抢来了这根扁担当武器的。我一个箭步跳上去接住扁担，侧身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扁担就在我手里了。我也抡起扁担乱劈。 我已是处于上风，胜利在望了。但一个家伙从后面猛然冲了上来，抱着我的后腰，我就施展不开手脚了。其他人一涌而上，大家挣扎在一起，那时我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也不知是打到了什么时候，直到另外一帮上海知青上来劝架，那个带头的就是老葛，他与他们那一伙似乎也认识。他边说“算啦，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了”，边把他们强拉开了。最后那伙上海人扬长而去了，而我也才注意到周围是一大群围观的群众。 小陈和小沈也找到了我，关心地询问着。我极其愤怒，一股难以压抑住的杀气，根本不想就此了结。但我实在是疲惫不堪了。 小陈心地很好，硬是拉着我就走，他连街也不逛了，陪着我先回家。在路上，我才注意到穿在咔矶布外衣里的背心已是稀烂了。我鼻青眼肿，身上好几个部位都在隐隐作痛，浑身疲软无力。可是我心中却是怒火万丈，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如何复仇。 在回家的路上，我步履沉重，只能慢慢地走着，中间还歇了好几次——后来听说那伙人还不肯就此罢休，特别是那个带头的高个儿，他掉了一颗门牙。他们又纠集了一帮人，沿着往西塘大队的方向，一路追杀过来了好几里地。侥幸的是我没有碰上他们。 不久，老乡们都知道了此事，大家都沸沸扬扬，说：“这些上海人是不要命的，我们再不要惹他们了。”但谢书记是一个好人，他特地过来看我，还招呼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过来，要替我治伤。 那些农民朋友很关心我，我的朋友小夏，下放在另一大队的知青，也捎话过来问候，但我没有多说。别人看我不吭声，以为我把此事忍下了。 事实上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的，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我暗暗发了狠：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我懂得发狠不能在嘴上，也不能打草惊蛇。 我逐步地了解到大致情况。这群打我的上海知青下放在临近的高安县。这些人与我素昧平生，无仇无怨，显然就是受人指使来打我的。我又获知那伙人是上海知青小孙的朋友。这个小孙住在八里路外周家村，我也认识，因为他与小毛和小宦比较亲近，来我们村找过他们好几次。有这样一层关系，我就能猜到谁是幕后的操纵者。但我要从小孙处亲口得到证实，我要确切知道谁是罪魁祸首，然后就要一报还一报。 在表面上，我依然如旧。出工、收工、吃饭、睡觉。但在内心，我已经酝酿了一个行动计划，首先要养蓄精力、治好内伤。我每天都喝土郎中开出的草药，而夜里就摸黑悄悄地到村前的打谷场活动筋骨，甩拳踢腿，重新操练起学过的拳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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