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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深谙“集中优势兵力,个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且运用自如。他的策略就是集中资金全力攻击“四小虎”中最脆弱的泰国经济,彻底击垮泰铢。在泰国政府放弃抵抗,任由泰铢贬值之后,他又利用大众的恐慌心理迅速转战东南亚各国,逐个消灭,将这些国家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席卷一空。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 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这次袭击又让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获利30亿美元,但他给亚洲国家造成的损失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数目。在1997年7月26日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暗中操纵货币投机活动,从而使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破坏这些国家的货币稳定,摧毁东南亚国家努力了三四十年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并呼吁将这种通过恶意摧毁一国经济来牟取暴利的行为定为一种国际罪行。 对此,索罗斯的看法是他并不能摧毁一国经济,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才有机会乘虚而入。所以真正应该为亚洲金融危机负责的并不是像他这样的投机者,而恰恰是亚洲各国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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