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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公司在1973年的收入总额为2亿美元。当时它拥有的分支机构包括《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杂志、时代先驱者公司、4家电视台和一家专门提供大多数新闻印刷纸张的造纸公司。 根据市场经验分析,一家经营良好的报业公司的出售价格大约为公司年销售额的2.5倍。而《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内在价值则是巴菲特出价的4倍。巴菲特曾经说过,他之所以愿意以如此之高的价格购买《华盛顿邮报》的原因在于,人们当时对于这个行业还没有什么热情。 在巴菲特进行收购之后的两年,公司的股票价格持续下降,巴菲特的投资总额也从1973年的1 000万美元下降到1974年底的800万美元。《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价格在1976年一直低于巴菲特的收购价格。而现在,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投资价值总额超过了10亿美元。 巴菲特在完成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投资之后,格雷厄姆女士仍然对这位购买了《华盛顿邮报》公司巨额股份的人心存疑虑,于是,巴菲特给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坦诚地告诉格雷厄姆女士,自己不会危及她在公司中的地位,他很清楚格雷厄姆女士可以通过自己所持有A股股票控制着公司的主要经营。 凯瑟琳·格雷厄姆在《我的历史》一书中说,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时代》周刊的办公室里。这次见面是在巴菲特收购《华盛顿邮报》的股份之后。巴菲特再一次向格雷厄姆女士表示,绝对不会干涉《华盛顿邮报》的内部事务,凯瑟琳·格雷厄姆邀请巴菲特到华盛顿共进晚餐,并参观一下《华盛顿邮报》公司。于是,巴菲特成了她的商业顾问。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厚的友谊和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 1974年,巴菲特被任命为《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并主持财务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他提议回购《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 格雷厄姆女士后来曾经说:“和巴菲特在一起,你永远会感到愉快和有趣。” 这就是巴菲特的发明——股票回购——同时也是巴菲特的独到之处,充分体现在《华盛顿邮报》公司中。从1975年到1992年,《华盛顿邮报》公司一共回购了发行在外的43%的股票,平均回购成本为每股60美元。也就是说,公司只用相当于现值1/10的价格回购了超过40%的股份。到2000年为止,《华盛顿邮报》公司已经购回了一半的股票,这意味着所有公司股东拥有的股票价值是实际资产的二倍。 此外,巴菲特还建议应该把《华盛顿邮报》公司现有的养老金基金,从大银行转为由以价值增值为导向的基金管理人管理。在把基金转为有价值型管理者管理之后,尽管《华盛顿邮报》公司要求基金管理人至少把全部资金的25%用于债券投资,但是整个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仍然非常可观。 巴菲特一直就职于《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会,直到1986年伯克希尔以5.17亿美元帮助凯普城公司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之后,他才辞去这一职务。双方合并之后,成为新的传媒巨人凯普城/美国广播公司,巴菲特应邀成为新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人。 所以,巴菲特不得不离开《华盛顿邮报》公司,因为按照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规定,任何个人不得同时担任电视网(凯普城/美国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网公司的董事。 在很久之后的1998年初,《华盛顿邮报》又成为第一个报道莱温斯基事件的报纸,《新闻周刊》的记者麦克尔·伊塞科夫是第一个报道莫尼卡·莱温斯基事件的记者。 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熊市、水门事件丑闻和罢工等事件,但是巴菲特从来没有出售过《华盛顿邮报》的一张股票。正是由于巴菲特的这种耐心,使他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收获。 对于巴菲特和伯克希尔的股东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因为巴菲特把自己最伟大的理论之一发挥到了极致:具有垄断性质的报纸是能够获得稳定利润的“收费桥梁”,那些广告商要通过这个桥梁就必须为此付费。巴菲特比其他投资者更早掌握了垄断和收费桥梁的概念,因而也比其他投资者获得了更为可观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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