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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格雷厄姆离开华尔街,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金融系教授,一面执教,一面从事研究。他追求着一种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古典文学书籍的生活。格雷厄姆对财富决不贪恋,他把自己许多的金钱都花在慈善事业上,他认为任何在自己名下有多于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 格雷厄姆来到贝佛利山以后确实淡出了华尔街,但他并没有完全不闻不问。在搬到新居后不久,格雷厄姆就在著名的市政厅会议上发表了一次很有影响的演讲——“普通股票的价格水平”。演讲的内容紧紧围绕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股票市场的价格究竟会升到多高?此次演讲受到《贝佛利山市民报》的高度评价。 退休以后,格雷厄姆仍然尽量避免预测市场。他总是全面分析各种可能性,提出各种可能的趋势,但他也同样认为,无法预测的事随时都可能发生。格雷厄姆在《商业和金融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丹麦摄影家基柯加德曾经说过,评判生活要向后看,而真正地享受生活却要向前看。这对于股市也是千真万确的。” 格雷厄姆不像在纽约时那么忙碌了,却依然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他在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为保险公司财务主管们讲过课,担任几家公司的董事,还应纳克斯-法克多公司的邀请,成了它的财务顾问。 格雷厄姆写了大量的文章,甚至还给“民主宪法研究中心”提了一条异想天开的建议,阐述在经济健康发展时控制失业率水平的方法。他建议给工人更多的休息时间,由此造成的损失将会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得到补偿。反对者认为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工人不会放弃他们的加班费。 格雷厄姆继续着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当然,现在的他更悠闲了。格雷厄姆最小的儿子布兹回忆说,他父亲曾花了很多时间在后园的小屋——他的摄影棚——研究摄影技巧。 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新型滑尺的发明也是格雷厄姆的众多成果之一。他利用相似三角形的原理,建立了大量的模型,最后取得了成功并申请了滑尺的专利。 “就在这时,电子计算机问世了,他的成功也就没有意义了。”布兹说,“这并没让父亲感到难过,他并不在乎成功与否,只是对智力研究感兴趣。”后来,布兹把专利书镶起来挂在了自己房间的墙上。 格雷厄姆热爱滑雪。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在西拉内华达山区的滑雪胜地马莫斯山突然心脏病发作,第二天,布兹也摔断了腿,于是父子俩一起住进了洛杉矶医院。 格雷厄姆于1970年11月1日给巴菲特写了回信,他显然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了起色。“我们明天去澳大利亚,12月12日返回。我会为修订搜集一些统计数据。衷心祝福你和苏茜——格雷厄姆。” 然而,格雷厄姆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但他仍坚持写作。1973年,《聪明的投资者》第四版问世了,这里面凝结着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他看望儿女的次数越来越多,尤其是孩子很多的布兹。为庆祝格雷厄姆的80华诞,全家人——包括四个健在的孩子和10个孙子、孙女们又聚在了一起。格雷厄姆的哥哥维克多还为格雷厄姆出版了一本诗集,收录了格雷厄姆的一些作品。虽然孩子们对这些诗的评价不高,却都高兴地发现格雷厄姆的感情生活不断丰富了,抒发感情的意愿也日益强烈了。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总是那么的粗心大意,从来不肯造就一个完美的人,格雷厄姆也不例外。在投资界,他声名显赫,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然而,在婚姻问题上,却遭人诟病,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位好丈夫,也不是一位好父亲。 进入华尔街后,他就通过哥哥认识了活泼好胜的哈塞尔·玛珠,不久之后,他们就结婚了。“我妈妈住在本森赫斯特,而爸爸住在布朗克斯,因此在恋爱期间他必须开车走很长时间。”他们的女儿埃莱恩说。结婚的时候哈塞尔是一位舞蹈和发音学教师,比格雷厄姆挣的钱还要多。或许因为他们都喜欢独立思考,有时会产生极大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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