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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冷战体系不同,全球化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其趋势就是走向同一化。在以前时代,此类同一文化只发生在地区范围内,如在希腊统治时期的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化以及在土耳其统治时期的中亚、北非、欧洲和中东的土耳其化,还有前苏联统治时期的东欧、中欧和部分欧亚地区的俄罗斯化。就文化领域来说,全球化是大规模的美国式文化的扩展,虽说还不彻底——从“巨无霸”到“小麦当劳”再 到“米老鼠”。 全球化有其自己独特的技术:计算机化、小型化、数字化、卫星通讯、光导和因特网。这些技术加快了全球化的经济一体化。一旦某个国家参与到全球化体系中,国家的精英们就将发展前景与该体系结合在一起,经常将他们自己摆在全球范围内思索。1998年夏天我到约旦,在首都安曼国际大陆旅馆与我的朋友拉米·科雷——一位在约旦颇有名气的专栏作家一起喝咖啡。坐下后我就向他打听有什么新闻,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美国CNN的全球天气预报已经将约旦加进去了。”科雷说的意思是,那些从全球观点考虑问题的公司认为,他们了解安曼的天气预报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对约旦人来说非常重要。还有让约旦人感到自豪的是,来自全球的旅游者和投资者会让他们富裕起来。在我见到拉米的第二天,我正好去以色列,见到了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雅各布·弗伦克尔,他是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弗伦克尔也讲述了他们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前,当我们谈及宏观经济时,我们总先着手调查一下地方市场、地方金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经过深思熟虑,再看看国际上的经济动向。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们以前要做的是我们自己在做生意,然后到世界上为产品找销路。现在我们的观点改变了,在我们决定生产什么之前,不再问产品销到什么市场上,而是对全球市场进行研究从而制定出方针,然后再决定生产什么。我们整个观念都改变了。” 冷战时期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是重量——特别是导弹的投掷数量,全球化时期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是速度——商业、旅行、通讯和革新的速度。冷战的公式是爱因斯坦的质能相当性,即E= mc2,全球化的公式是摩尔定律,即计算机芯片的能力将在18-24个月内翻一番,而价格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在冷战时期,最经常问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方?”在全球化时期,最经常问的问题是:“你与谁相连,怎样相连?”在冷战时期,问得第二多的问题是:“你的导弹有多大?”在全球化时期,问得第二多的问题是“你的调制调解器有多快?”冷战时期的主要文件是“协议”,全球化时期的主要文件是“交易”。冷战体系有其自己的风格,据《外交杂志》1961年报道,通常都身着橄榄绿军装的古巴总统菲戴尔·卡斯特罗发表的著名演讲称:“我的有生之年将是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99年1月,卡斯特罗身穿西装出席了在哈瓦那举行的一国际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经济学家乔治·索罗斯和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在冷战时期是最著名的,他们都想用各自的方法驯服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约瑟夫·熊彼特和前因特网芯片启用输出的安迪·格罗夫,他们都主张放开资本主义。熊彼特曾任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他在他的成名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阐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即不断地摧毁陈旧的和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用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代替之。安迪·格罗夫将熊彼特的“只有妄想狂才能生存”的见解,作为他描绘硅谷现实一书中的题目,在许多方面写出全球化时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典型。今天正在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工业转换改革越来越快,格罗夫使这一观念更深入人心。由于 这些新技术的突破,使得陈旧技术立即被淘汰,并马上转换成商品,这个速度快得惊人。因此,只有妄想狂,只有那些不断削尖脑袋四处寻找是谁正在创造摧毁他们的新玩意儿,然后想方设法赶在他们前面一步的人才能生存。那些正采取措施让资本主义尽快摧毁亏损公司,以便资本流动起来从而注入到更革新的公司去的国家,将会在全球化时期繁荣发达起来,那些依靠政府保护以对抗这种创造性破坏的人肯定要落在这个时代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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