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体系(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前任干此事比较容易些，他们处处可以遇到一个现成的超级故事和国际体系。我是《纽约时报》历史上第五任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国际”实际上是该报最早的专栏，1937年由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女士创办，最初称之为“在欧洲”；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在欧洲”就是国际事务，《纽约时报》的第一个海外专栏定格在欧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纽约时报》1954年为麦考密克女士发布的讣告说，她开始发表国际专稿时“是以代顿的工程师麦考密克先生妻子的身份，当时她为了伴随丈夫经常买票去欧洲。”（从那时开始，《纽约时报》上的讣告被认为更政治化了。）她报道的国际体系是欧洲凡尔赛列强平衡的崩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正如美国从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堀起、成为跨越世界的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担当起与苏联进行斗争的重任一样，《纽约时报》的“在欧洲”专栏也从1954年起改成“国际”专栏。几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成了美国任意驰骋的战场，所有的世界事务，哪怕是天涯海角，都成了与苏联争夺的对象。在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之间，在华盛顿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对于影响霸权之间的竞争，成了三位国际专栏作家组织他们超级故事的主要观点。

　　从“冷战后世界”到“全球化”

　　到1995年春，我着手国际专栏写作时，冷战已经结束，柏林墙也倒塌，苏联成了历史。我曾有幸在莫斯科目睹过这一切。1991年12月16日这天，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正在莫斯科访问，鲍里斯·叶利钦正在蚕食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当天贝克按预订日程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他们的会谈是在克里姆林宫金壁辉煌的圣·凯瑟琳厅举行的。开始之前，通常会很和谐地安排一次新闻发布会。贝克先生和他的随从在长长的克里姆林宫尽头的两扇大木门后等待，戈尔巴乔夫与他的随员在另一头的大门后面，双方只等统一信号出现，大门同时打开，两人同时迈进房间，来到大厅正中央，在闪光灯下握手。为了会谈，贝克按时来到指定地点，门慢慢打开，走出来的却是鲍里斯·叶利钦，而非戈尔巴乔夫，猜猜谁将来吃晚餐！“欢迎来到俄罗斯大地，这些都是俄式建筑，”叶利钦对贝克如是说。贝克当天晚些时候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很明显，权力已经发生转换。我们负责报道此事的国务院记者在克里姆林宫呆了整整一天，大家静候在那儿，外边大雪纷纷，太阳下山时我终于走了出来，克里姆林宫银装素裹，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大门，靴子在刚下的雪地里踏出条条新痕，我注意到克里姆林宫顶端旗杆上锤子与镰刀的红旗仍高高飘扬，像聚光灯一样在那儿飘了70年。我自言自语：“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在那儿飘扬了。”不幸被我言中，数星期后，随着冷战体系及这个超级故事的结束，它也消失了。

　　但是数年后当我从事专栏写作时，我仍然弄不明白，冷战体系作为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组织框架消失后，用什么来填补其真空呢？我开始专栏写作时没有任何偏见——脑子一片空白。数年后，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我将自己归入了“冷战后世界”。我们知道，某种新的包含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的框架正在形成之中，它是什么我们还不能下定义，所以我们就不予评论。它不是冷战，因此我们且将其称之为冷战后世界。

　　我在国外旅行得越多，就越明显感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仅有些污秽、前后矛盾、模模糊糊、处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相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体系里，这个体系有它自己独特的逻辑、规则、压力和动机，应该有它自己的名称：“全球化”。全球化不只是经济上的一种时尚，也不是一种流行趋势，它是一种国际体系——是随着柏林墙倒塌后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化体系。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它。如果它对犯罪行为能起到一种限制作用，也一定能限制外交界里的老生常谈。鉴于此，“冷战后世界”就应该宣布结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国际体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