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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问及这些昔日的客户把钱押到牛根生身上“是否担心过风险”时,一位客户的回答颇为典型:“在伊利时,我们和牛总是客户关系,可他没有吃过我们一顿饭,没有抽过我们一支烟,没有喝过我们一杯茶。他的坦荡和执著加上蒙牛良好的机制没有理由不成功。我们相信他,所以即使赔了我们也心甘情愿。” 邓九强说:“我们这些老伙伴在回忆当年创业艰辛时,十次有九次落泪,十个人有九个人落泪。”牛根生感慨地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小胜凭智,大胜靠德……我离开原企业后,那么多人敢跟着我白手起家,老老少少敢把1000多万元押到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有“前科”。什么“前科”?能把钱分给别人的“前科”。我自己体会,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就是“交换”。只有诚心,才能换来诚信。诚信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大诚信”其实就是“大智慧”。当今社会最大的学问,就是按市场规律办事;而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最大学问,就是“对别人有利的,才是对自己有利的”。5. 后建工厂 即使囚了哥白尼,地球依然在转动。 1999年4月9日,蒙牛与和林格尔县签订合同,决定在盛乐经济园区投资兴建蒙牛生产基地。 6月10日,蒙牛第一个自建生产基地——和林生产基地破土动工。 和林是著名的国贫县,1999年之前,各项经济指标在呼和浩特市各旗县区中名列倒数第一。为了扭转颓势,和林县做出了建立盛乐经济园区的决定。 这里有一个政府可以借鉴、企业也可以借鉴的“点式效应”(或者说“聚焦效应”),2004年,牛根生在“2004·中国西部论坛”中的演讲是这样开头的: 虽然这个世界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但“纸上谈兵”是社会实践的必要演练。我相信,穷尽十个好的说法,才能挑出一个好的做法。结合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西部大开发要做好“三篇文章”:一是“点式效应”,二是“人本经济”,三是“边界淡化”。 众所周知,一个普通人集中心智于最有效的一点,将比一个在无数处分心的天才,更容易获得成功。一个只追一只兔子的人,将比同时追十只兔子的人,更有希望获得猎物。这就是“点式效应”。 西部大开发也是这样。金木水火土,农林牧副渔,官产学研金,科教技工贸,千条线,万条线,究竟从哪条线抓起?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里,任何一个地方的“可调度资源”都是有限的。资源有限,然而机会无限。这时候就有个策略问题。究竟是把资源平均分布到一个面上,还是集中到一个点上?不同的策略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 蒙牛的出生地和林格尔县,过去是个有名的国贫县。历史上,国家曾无数次帮扶这里(每年的扶贫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编者注),然而,只有1999年北京市对口帮扶的100万,彻底改写了这个县的历史。为什么?因为当时这100万没再四处“撒胡椒面”,而是集中到了一点:建立盛乐经济园区。 正是这个盛乐经济园区,成为和林格尔县工业化、城镇化的突破口。使这个昔日的国贫县,一跃成为内蒙古1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明星县”。当然,“点”有活点,也有死点。要不然,全国那么多的开发区,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所以,光有“点”还不行,“点”要做活,还得踩准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所谓“盛乐经济园区”,当时其实就是介于市区与和林县之间的一个荒滩。 这里几乎荒无人烟。所以,划定建厂范围的时候,用了两个特定的词:“109国道东侧”、“××号高压线杆往北200米”的低洼处。 因为是“低洼处”,所以,建厂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平地”。 这是一个“勒紧裤带干革命”的工程,一切都打着“节衣缩食”的烙印。起初,全工地只有一台推土机。指挥整个工地的,是一个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自称“全能警察”的中年汉子。为了赶工程,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中年汉子便准时来到一个搭建不久的小屋,敲着窗棂轻声喊:“云大哥,起吧,该下工地了。”里面的“大哥”便吭哧吭哧地起来,边吃焙子,边下工地。傍晚收工的时候,中年汉子掏出50元,塞给大哥:“你补补身子。明早我再来叫你。”这50元不是工资,是他自己掏腰包给云大哥的辛苦费,为的是加快进度——天天如此,大哥感动了,这个后生了不起,是个干大事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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