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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难产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死胎”,一种是“巨婴”。蒙牛恰恰被逼成了后者……面对“一无市场,二无工厂,三无奶源”的窘境,蒙牛跳出“先建工厂,后建市场”的窠臼,创造性地提出“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战略。 1. 一间民宅里的秘密1999年1月13日,蒙牛的前身——蒙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这是一个“秘密公司”。 注册时,出于安全考虑,企业法定代表人一栏填的是“白英”,而不是“牛根生”——就这样,在隐姓埋名中,企业诞生了。 在呼和浩特公园南路附近,七拐八绕,才看到一座破旧的六层宿舍楼;宿舍楼的底层,有一户两居室53平方米的民宅;民宅里摆了6张桌子,一台茶几,一条沙发,一张单人床——都是从牛根生家里搬来的。牛根生来了,没有座位,就坐在单人床上办公。 这就是蒙牛开业时所租的第一间办公室,月租金200多元。没有任何标志,没有半点张扬,整个公司羞答答地蜷伏在居民区,匍匐前行。 要“偏僻得没人想到,普通得没人注意”。这就是租赁办公场所前,牛根生给办公室主任白君所下的指示。 在1999年最初的3个月中,这个名叫“蒙牛”的公司几乎完全不为公众所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在什么单位工作是每个成员必须坚守的秘密。 但地火在蔓延! 十数个“隐形人”在全国往来穿梭。 震惊全国的“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经营模式,以及“筹股风波”,就是在这间53平方米的简陋民宅里“指点江山”如虎脱笼的。这正应了一位著名政治家的反问句:“世界上的大事,有几件是在敲锣打鼓中完成的?”两年后,蒙牛火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凤凰卫视的记者都曾到这间民宅里探访,其时,许多居民依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座破房子”。 民宅里不便接待重要客户。孙先红便在自己位于公园西路的“先行广告公司”里准备了一间办公室,上挂“蒙牛乳业总经理”的牌子,成了牛根生的“门面”。 张治国与张伟1999年5月追访牛根生,正是在这间办公室里。 采访老牛是一场艰苦的战役。 先是找不到。1998年前的牛根生,是全国知名大企业的副总,叱咤风云;1999年上半年的牛根生,销声匿迹,问谁谁不知。 好容易找到了,却又被“挡驾”。因为直到这一天,牛还是一个“隐形人”,没有任何一家媒体透露过蒙牛与牛根生的关联。 等到封锁冲破了,终于见了面,牛又说:“既然来了,就见个面,但是我从来不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急了,抛出了一连串质询。牛若有所思。最后,在开出“可以提蒙牛,但绝对不能提牛根生”的先决条件后,终于得以采访。 采访完,由于种种原因,又没处发表。一直拖了两个多月后,1999年7月21日,《内蒙古日报》率先刊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当然,这个时候,牛的名字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了。 张治国那时是第一次见到牛根生。两位记者对这次采访的评论是“两个震惊”:一是震惊于牛根生的脸——这绝对是一张大气磅礴的“扩张型脸”,给人一种“突破边界”的感觉。二是震惊于牛根生的思想——“没想到内蒙古居然有这么杰出的企业家”,思如泉涌,妙语连珠。“我们问一次,他答一次。他语速非常快,表情特别丰富,有时候近乎在吼,仿佛面对的不是我们三个人(牛的秘书赵欣也在场),而是一礼堂的听众”。 下面是这次采访后整理的几个片断。 2. 志在“百年老店” 【观点一】同行不是冤家,竞争“双赢”。企业企图垄断,政府应该反垄断,取缔竞争就等于取缔消费者的检验权,就等于取缔“看不见的手”。 记者:蒙牛的广告牌上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的字样,这当然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广告艺术。那么请问,您认为蒙牛有超过伊利的那一天吗?如果有,是什么时候?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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