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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时,我考上北京一所大学中文系本科。大学期间我完全投入了吸引我的文学世界。我在同学中落落寡合、默默不语,散了课就往家跑,躲在书屋里品味着梦幻,在内心独自扮演各种真诚的角色,以弥补生活的空虚。我开始写诗,恬淡、温情又忧伤,吐不完的情怀,挥不尽的惆怅。有一次母亲外出开会,我独守着空落落的房间和心灵,孤寂难耐。半个月后,当母亲回家时我便成了“诗人”。我捧着一摞小诗,说:妈妈我写诗了。《书阁》这首小诗颇能反映我那一段的生活情调: 我的随风摇曳的小阁楼呵 是个神秘的天地 里面白花花的纸页上 洒满墨色的米粒 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孩子 蹲在吱吱呀呀的木板上 用眼睛,倾听大地的喘息 古老地球的遥远记忆 天黑了,木窗子外 飘着淅淅沥沥的雨 黄昏的小风,把我 带到亚马孙河流域 …… 读名著的疯劲渐渐平缓,我又开始了读现代诗以及各种流派的现代主义小说和哲学。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发表诗。写诗热潮一发而不可收。我在大学里出了两本油印小诗,在同学老师中传阅。班里的同学认为我“才情过人,只是有点怪”。学校的老师也劝我多多参加集体活动。那时候,我的生命处于分裂状态。在公共场合腼腆沉默,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才把积郁心中的无尽情怀倾洒诗中。我颇为“入戏”,我感动着自己,也感动着别人。我活在自己制造的氛围中,也在精神世界寻求诗中的情人。当我空空落落徒然而归时,便再一次把贫瘠与孤独抛至诗中,诗成了我平衡自己的手段。20岁至22岁,正是诗人的年龄,我在《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数十首诗,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诗选》里占了一席。 像大海里一朵美丽的浪花,诗人的我仅仅眨了几下眼睛就睡醒了,那朵漂亮的浪花很快便找到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展现。我从大学三年级(23岁)开始写小说,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发表在《青年文学》上,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找到了一个比诗更能表现与施展自己的形式,极为兴奋。当时的文坛正是百花齐放最为活跃的时期,正是“一人一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热闹景象。我很快与活跃在文坛的几位青年作家们交往起来,可是不久我便感到与他们交往是件累人的事,他们没有生活里那些普通然而活生生的朋友那么来得自然。于是,我重新回归于自己的恬静、孤单而充实的艺术世界。我最初的文学创作还曾得到老一辈作家们的关怀和帮助,我对他们怀着敬意。这一时期,我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作家》、《北京文学》等全国多种大型刊物发表小说,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纸片儿》,有的篇目还被介绍翻译到国外。 第一篇评论我小说的文章刊登在《作家》杂志上,题目是《论一种现代的创作情绪——从陈染的小说谈开去》,令我震惊的是这位当时没见过面的中国文坛上实力雄厚热情敏锐的著名评论家能那么准确、敏感、深入地把握我那堆文字。我为这种理解与真挚深深感动。我将永远怀着无比的崇敬,感激他的支持、热情和友谊。 整个大学时代我都是在读书、写作的狂热中,同时又抵抗着书本里那些没用的东西。当有的老师讲到生动精到之处,我便兴奋得如坐针毡,崇敬备至;当有的老师把一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自欺欺人的破东西强加给我时,我便无声地把它们扔回去,甚至逃课,拒绝学习。我的成绩便跟着我忽高忽低地动荡。这种个性对于我成为一个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起了很大的妨碍。好在,我并不那么看重好学生。大学毕业后,有几所大学和杂志都表示欢迎我去工作。可遗憾的是我不喜欢这些定时定点规规矩矩的束缚人的工作,我喜欢自己支配自己,也不在乎“名声”。母亲自然是从我的前途着想,对于我的不按常规的思想和行为很发愁。像所有的人一样,除了拥有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外,我也需要起码的物质保障。我不能没有职业,当个流浪小说家是养不了自己的。由于我在文学上的初步成绩和老师们的帮助,我被留在大学里教授文学写作,职业于我而言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学校里的一些沿袭传统的迂腐陈旧的观念令我压抑,我无法抗拒又不愿趋附。于是,便戴上面具,既满足了别人,又保持了自己。尽管我天性怯懦,但性格里针针刺刺却很多。朋友们有时叫我“小驴”,温顺起来柔情无比,但若尥起蹶子来也够人受的。我拒绝接受一切强加给我的我不赞同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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