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教育部参与高考方案论证时曾经遇到的尴尬。当我们提出把大学招生录取的权力交还给大学的时候，偏偏就有在座的几位大学校长首先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要不起”这个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很明显，一位由大学以外的权力机构任命的校长，是难以办出一所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的，而一所没有独立精神的大学，更是难以抵挡来自社会各方购买权力的涌流。校长的权力并非来自学校， 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他义无反顾地对学校负责？于是，本该由大学各自独有的录取权只好全部收拢起来，本该对不同的专业制定的各不相同的录取标准也只好暂且不谈，全国水平高低不等的大学、千差万别的专业，也只能由同一个考试机构用同一个标准为大学录取学生，他们依据的标准，除了分数，还是分数，什么综合素质，什么多元智能，通通束之高阁。这种价值判断传递到社会，再由社会、家长转换成巨大的压力传递到中小学校，于是乎，校园里的“分数命根”理论大行其道；于是乎，教育官员们开始无奈：“30多个减负文件，管不了中小学的负担过重”；于是乎，教育这项事关民族未来的千秋伟业，仅仅成为家长们实现家庭目标的跳板。

　　环环相扣的死结竟来自我们自己留下来的人事制度的锁链，大制度之下，小规矩难免无可奈何。沉痛之下，多少人在思考，根深蒂固的人事制度堡垒何时才能冲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