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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评分标准，却为什么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1982年，全国首届高考科研讨论会就曾专门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试学研究课题，专家们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没有结果。 有研究者选取了被人们经常议论的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安徽等几个东中部高考大省1978-2001年中若干年份的高考录取原始分数线作对比，并选择了贵州、甘肃两个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西部落后省份作参照。以北京市为例，1978年，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在10省市中仅低于上海、江苏两省市，排第三位，比湖北省高出30分，比甘肃省高出55分，比分数线最低的贵州省更是高出130分之多；理科线则排第一，比贵州省同样高出130分。到1988年，北京市的文科分数线退居第六，理科线退居第七。到1999年，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在10省市中的排位则完全颠倒过来了，文科线已位列最后，比分数线最高的湖南省低了77分，连分数线一直很低的贵州省也高出北京市1分；理科线也仅仅排在贵州省之前，与分数线最高的湖北省竟相差114分。2001年，北京市的文理科录取分数线依然仅略高于贵州，与最高的浙江省相差都在80分以上，与高考大省山东省更是相差120-140分。天津、上海两市的录取分数线走势与北京也基本相似。如果说，二十几年前京、津、沪作为国内经济和教育水平最高的中心城市，其高考分数线高出其他省区不足为奇，那么，短短二十几年，这些城市的高考分数线却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则不能不发人深思。 1977年恢复高考之所以被视为利国利民的伟大决定而深受拥护，就在于它打破了“血统论”对高等教育的垄断，给广大民众带来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人们常说，考场如赛场。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就好比田径场上的百米赛跑，选手们的起跑线相同，终点却因人设线。其结果可能是跑得快的被淘汰，跑得慢的反而拿奖牌。如此比赛，规则便形同虚设。而且，北京等大城市经济发达，生活水平和教育条件均高于中西部落后省份，从教育机会均等理论中的“逆向歧视”角度看，为弥补竞争起点的不平等，将录取分数线向边远落后地区倾斜是无可厚非的。但现在的分数线在向边远落后地区倾斜的同时，却更严重地向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倾斜，使得发达大都市年年“低分数线、高录取率”，而一些生源大省的学生却年年面临“高中比高”的激烈竞争态势。这显然既有悖于考试公平原则，也背离了旨在维护区域公平的分省录取制度之初衷。 从整体上看，目前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京、津、沪等地与湖南、湖北、山东等几个高考大省之间，而一些经济和教育落后的西部边远省份或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考生人数相对较少以及国家对这些地区有相应的照顾政策，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反倒不如中部一些大省，其录取分数线与几个主要城市的差距也不如后者大。 客观地讲，我国实行定额分省录取制度有其合理性。地区的不平衡其实也是世界各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总是需要先培植一些“增长点”，然后以点带面，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这便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其社会发展尤其需要通盘考虑。为了使部分中心城市经济和社会快速起飞和发展的同时，也促进落后地区社会发展，国家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兼顾区域公平，实行分省录取并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照顾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试想，若单纯为追求“考试公平”，按分数在全国打通录取，那么，京、津、沪等大城市的高校，很可能出现生源比例被少数几个高分省份所“瓜分”而本地生源却寥寥无几的局面；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落差又必然使外省的生源毕业后滞留在这些发达城市。而一些落后的边远省份则很可能会重演录取“遗漏”的历史，这不但会造成与发达地区之间更大的不平衡，而且会留下祖国安定统一的严重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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