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支持Flash
|
|
|
|
（一） 一个湖北仙桃的农民由于生活所迫，来到北京打工，由于他不会技术，不得不在一个施工工地当起了民工。一天，性格憨厚的他和工地的工程师拉起了家常。工程师骄傲的向民工炫耀自己辉煌的经历，说自己高考考的很好，才有今天的结果。民工便问工程师参加的哪一年的高考，工程师说是1987年。民工说：“我那一年也考了，可是没有考上。”后来他们就各自把那年的高考成绩说了出来。民工突然发现，自己的考试成绩竟然比工程师高出了50分。可是由于民工在湖北，所以他落榜了，而在北京的工程师却上了大学。就这样，他们的命运改变了，经过时间的推移，一个成了民工，一个成了工程师…… 这是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人把它当作笑话听。“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仙桃市实验高中教高三的历史的何老师说，“那个民工就是我同班同学的亲戚。”老师也把这个笑话讲给他的学生听，他很明确地告诉他们，高考就是他们人生的分水岭，他们的人生可以因为分数和别的地方的孩子不一样，“比如北京或者上海”，而改变。 在湖北的教育史上，小小的仙桃曾经颇具传奇色彩：1987、1988、1989连续三年，湖北省高考文科状元均出自仙桃市。每年都有孩子从这里走向清华和北大。 同一张试卷，同一次高考，不同省市的录取线动辄相差100余分。在同一所高校，各地同学的高考分数差可超过200分。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其实，各地高考录取分数差距悬殊的问题，早就引起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了，为此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全国应按统一分数线录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高考分数线的倾斜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实际上，这是存在于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的一个两难选择。同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现代高考所面临的各省市间录取分数线的失衡问题，与历史上科举所遇到的地域间中式数额不均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说，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一个“千古难题”。 （二） 在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观念影响的科举时代，由于应举是读书人登进仕途的惟一阶梯，是普通百姓改变平民身份乃至家族命运的惟一途径，其公平与公正性因此倍受重视。回顾漫长的科举考试历史不难发现，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这对矛盾，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自宋至清，历代都有过许多争论，明清两朝更是将争论的结果加以制度化。 隋代和唐初的科举是沿袭东汉以来的“均衡举额制”，在州郡一级按人口比例举送考生，但在全国一级的考试是不分地区取中的，完全奉行“自由竞争”的考试公平原则。盛唐以前科举的考试内容以经术为主，由于北方士子往往更守先儒训诂，质厚但不善文辞，而“近水者智”的南方士子则正好相反，好文而轻经术，北方人因此在科场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 唐朝后期，科场开始崇尚文学性质十分突出的进士科而冷落以儒家经术为主的明经科，北方士子在科场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加之北方地区饱遭战创，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到北宋中期，科场录取人数的比例遂开始出现南北倒置现象。这种南北差异的变易，到宋英宗治平元年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关于科举取才的南北地域之争。从此，人们的思维一直在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摆来荡去，直至清代相当细密的分省定额取中规制出台。 这场争论的声音发自当朝的名公巨卿，双方分别以司马光和欧阳修为代表。司马光从陕州夏县入仕，代表了朝中长于经史的北方派。欧阳修从江西庐陵应举入朝，代表了朝中长于文学的南方派。司马光首先提出考试内容应改诗赋为经术，接着又力主按地域均衡举额分路取人，并提出逐路取人的具体比例。对此，欧阳修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认为科举制的“至公”之处，就在于“惟材是择”，因此主张“且尊旧制，……惟能是选。”由于争论双方各有充足理由，是非难以定夺，结果仍依成法，一切以程文定去留。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