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大学生毕业分配遭遇“寒潮”(1)

　　（一）

　　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拥有混血儿外貌和奔放舞姿的费翔一夜成名，红遍大江南北，这首歌也随之在坊间流传。与费翔热情奔放的“一把火”形成反差的，是这年出现的大学生首次分配被退回的“寒潮”。

　　? 1987年夏秋之交。全国36万名大学毕业生，按照供需见面的新方式，由国家分配到工作岗位。不同的反响，立即从四面八方传来，引起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关注。

　　情况究竟怎样？国家教委等单位共派出4个调查组，分赴上海、江苏、广东、湖北、辽宁、陕西、四川等省市调查。在北京，还特地邀请部分高等学校、中央有关部委的同志举行了座谈。结果表明：实行供需见面，总的情况好于去年，绝大多数毕业生在学校宣布名单后的一两天内，即办完离校手续，走上岗位。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深深触动了校长们、学生们和家长们的感情。

　　这些经过“黑色七月”洗礼的大学毕业生，在八十年代初被称为“天之骄子”，受到用人单位的追捧。短短几年过去了，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大学毕业生被用人单位退回，有女生也有男生。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恢复高考以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怎能不让这些大学校长们、学生们和家长们错愕深思。

　　新中国建立后，新兴的政权对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十分重视。在新中国两岁生日那天，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共和国总理亲自负责大学生分配工作。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由习仲勋负责的“毕业生分配委员会”。直至“文革”前，负责和参与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部门先后有政务院、教育部、内务部。

　　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才出现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流动：从基层到领导机关，从中学到大学，从企业到科研单位。原因很简单：“文革”期间，许多高等学校关门，一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突然感到人才青黄不接，只好降格以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使恢复高考后入校的头几届学生，毕业后成为机关、高校、科研单位你争我夺的对象。这一时期大学毕业生沿袭了中断了十几年的毕业生统一计划分配制度，由于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个人无需为毕业分配操心，但也没有把握个人命运的自主权，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正是当时情形的写照。那时候，一听是大学生就要，具体工作，来了再说。那是“文凭时代”。

　　在这次调查中发现，北京市对拒收女大学生的现象反应最强烈。其实，在用人单位退回的650多名大学毕业生中，明确提出不要女生的，只占19％。成都科技大学被退回21名学生，女生是6名。有的省市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据调查，这年毕业的大学生首次分配被退回的数字，尽管在毕业生总数中占的比例很小，但比往年突出，不光北京，其他地方也有，如上海，退252人，江苏退198人；一些名震全国、名震一方的大学，也都遇到了退生问题：

　　对此，用人单位这样自有它的道理。有相当数量的单位认为，不能带来明显的效率和利益，分来的大学生我们不欢迎。详细的理由可以摆出好几条。一曰：我有用人自主权，分不分在你，要不要在我。二曰：编制紧，工资总额有限，单位里没大用的人出不去，新分来大学生虽想安排，但爱莫能助。三曰：分配环节还不完善，有扯皮现象。调查中发现，有些学生的分配，学校和主管部门联系好了，用人单位不知道，不接收；学校和用人单位联系好了，主管部门不知道，没法接收；有的学生来报到了，分配指标还在公文袋里旅行；也有的单位，在分配季节四出联系要人，等到各地的大学生都来报到了，它无法全部接收，只好把先来的留下，后来的劝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