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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联教承包责任制”,就是当时有些学校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将农业生产责任制生搬硬套到教学上,实行的一种“土政策”。具体做法是:将高考预定录取人数分配到年级组,再分配到班,然后落实到毕业班的任课教师身上。升学考试结束,将被录取人数作为“教绩”,“联教”奖罚:“超标”(即超过预定录取人数)者当先进,挂锦旗,领奖金,戴红花;未“达标”者自然受罚,低人三分。更有甚者,还将“达标”情况作为教师调资、晋级和调动工作的依据。时人送给“联教承包责任制”一个别号——“包老爷”。 在“包老爷”的虎威下,许多学校不得不把上级分配的指标再承包到毕业班,有的学校甚至落实到了具体学生。某山区县有所中学,某年分配了40名高考指标,已全部选择了“有效人”。老师重任在肩,主要精力自然放在了“有效人”身上,对那些“无效人”也就顾不了许多。于是,学生中出现了他们自己概括的“三个世界”现象:第一世界:有效人;第二世界:中间人;第三世界:无效人。 “联教承包责任制”典型地表现出了应试教育的特征。从应试、升学出发,应试教育实行的是选拔性考试;对学生,单纯用考试分数来衡量;对教师,以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作标尺;对学校以升学率为唯一考核标准;其结果,必定让多数学生在淘汰选拔中产生耻辱性的失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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